民国多少事……
 

序言
　　
　　从1911年清朝覆亡，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这38年被称为民国时期。
　　
　　那个时代，是混天黑地的，又是丰富精彩的；是光怪陆离的；又是生机萌发的；是草莽枭雄遍地横行的，又是人才辈出志士如云的；是贫乏黯淡众生如蚁的，又是奢盛香艳繁华如梦的。那里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有荡气回肠的英雄勋业，有骇人听闻的野史异事，有蝇营狗苟的市井世态，有留连幽婉的清丽之音，有悲欢交织的民生画卷……
　　
　　——那绝对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未必就是最坏的时代。
　　
　　拉开半个多世纪不远不近的时间距离看去，那无疑是个极有魅力的时代。
　　
　　出于对往事的好奇和对这种魅力的神往，我把自己读民国史的若干所得整理撰写成文，计将有《剖挖心脏前还被砸烂睾丸：徐锡麟悲歌》、《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之谜》、《1911：天地玄黄》、《辫帅张勋和辫子》、《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企业巨头荣德生被绑》、《中国高校神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王”末路》等篇，估计共有20万字左右。边写作边润饰边发布。请天涯煮酒论史版的史迷和行家们赐教。
　　
　　民国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笑谈之中，历史仍然会显出它的沉重与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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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挖心脏前还被砸烂睾丸：徐锡麟悲歌●●●
　　
　　1906年，是清王朝覆灭前的第五年，中国的封建帝制至此已绵延2127年，国家和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东方大地正期待一场狂风暴雨，荡涤所有的腐朽和丑恶，让这个拖着辫子、行着磕头礼的古老民族重获新生，跟上世界的步伐。
　　
　　这一年，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收到一封推荐信。信是他的老上级、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老先生写来，举荐自己的表侄，一个叫徐锡麟的浙江山阴青年。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
　　
　　所谓纳捐，说白了就是花钱买个官做。卖官鬻爵的事，向来不新鲜，可由官方予以合法化、制度化，明码标价出卖的，可能只有这个大清了。
　　
　　清朝从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时就开始卖官，以开辟政府财源，以后一直延续下来。价格公道否？来看光绪二十六年的价码：京官里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里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那时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一百七八十块人民币，换算下来，可不便宜。
　　
　　花大钱买官的人，当然不是为人民服务来的，上任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捞回成本，然后大赚特赚。靠薪水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手段必然就是搜刮贪贿。
　　
　　清**就不怕这些买来职权的官员坏了江山社稷吗？不怕。清末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当官。”既然这活儿说到底谁都干得了，那就把岗位卖出去吧，谁交钱谁干，无不能胜任之忧，有财源广进之喜。至于他们肯定会搜刮贪贿，那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是我，搜刮贪贿就搜刮贪贿吧，只要你不反清，那大家还是自己人嘛。
　　
　　从最高层慈禧太后，到安徽巡抚恩铭，以及这个为表侄写推荐信的山西老省长俞廉三，都不会想到，有人会纳捐进仕，打入官场，然后发动惊天一击！
　　
　　谁也想不到，这个清矍儒雅、秀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留日归国青年，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恩铭哪里能知道，这个徐锡麟的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
　　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干掉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徐锡麟无疑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数叛逆中最突出的一个。1873年，他生在富商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却从不安分。12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他肯用功的不是安排好的功课，而是天文，常常半夜爬起来“夜观星象”，乐此不疲；成年后娶徐振汉为妻，婚后数年不育，家人欲为其另娶一房，被他坚决拒绝，然后带着妻子出走。
　　
　　在决心打入官场、相机起事之前，徐锡麟在浙江已联络了大批革命同志，为了给这一艰巨事业打好基础，徐锡麟忘我奔走，时常疲倦得睡觉都不脱鞋袜，到醒来发现再想脱也脱不了了，因为磨破的脚流出的血水已把脚和鞋袜粘在一起。
　　
　　这个激情燃烧的人，一定会深深刻进历史！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准备培养重用。而徐锡麟不久感到这个武备学堂一点也不机要，一个月几十个银元的薪水也不大够让他从事地下活动，就写信要求表叔俞廉三再次出面请托恩铭。当时徐锡麟买个道员，花了大钱，不过这个钱并不是徐锡麟从家里拿的，而是会党中人、富商许仲卿捐赠的，一捐就是五万银元，让徐锡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别买到了知府、同知等职位。如今不受重用，为徐锡麟纳捐而活动过的表叔俞廉三觉得过意不去，就再次写信给恩铭，请他提侄子一把。恩铭恭顺而客气地回信：“门生正欲用之，无劳老师悬念……适成立巡警学堂，以伯荪（徐锡麟字）之才，料可胜任。”1907年初，徐锡麟果然就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
　　
　　安庆巡警学堂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今安庆卫校），它是1906年清廷令各省办巡警学堂时创办的，是清政府专门培训巡警骨干的场所。学员分甲、乙两班，每班200人，每期3个月(后改为半年)。甲班毕业后再训乙班。参加训练的学员，每人都发九响毛瑟枪一支，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当警官，所以又称警官学堂。
　　
　　这个职务令徐锡麟欣喜，警官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一边严格训练学生，一边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同时还在四方联络，并带着学生骨干出集贤关，游览龙珠山、观音阁，暗中观察地形，绘制军事地图，密谋起事的徐锡麟的表现渐渐引起了机灵人的注意。学堂里一个叫顾松的会计，发现徐锡麟有数笔帐目不清，而且发现这位会办课上言论大胆，课下行踪诡秘，于是暗暗观察，还私拆了徐锡麟的信件。顾会计很快确认了徐锡麟的图谋，大惊之余，赶紧屁颠颠汇报给恩铭，说这个貌似忠诚的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听了一笑，说：“革命不是咋呼出来的，革命党也不是咋呼咋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咋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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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唇上留着两撇浓密八字须的封疆大吏、皇亲国戚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一则徐锡麟的推荐人是自己的老师俞廉三，俞前巡抚的表侄怎么会是革命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成？二则恩铭这个年龄和阅历的人对徐锡麟这样的知识青年再了解不过，不外乎一个有些新思想就爱表现一番、以敢说怪话为荣的的“愤青”罢了。出于警惕，恩铭有意当面对徐锡麟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呢。徐锡麟不屑地回道：大人明鉴。一副懒得申辩的模样，恩铭就更加放心了。
　　
　　恩铭的大意，使他向鬼门关又靠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徐锡麟，已经和浙江的秋瑾商议好，于1907年7月浙皖两省同时起义。清明节那天，光复会召集负责浙、皖两省起义的会党首领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开会，会上决定建立光复军，大家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会上确定于1907年7月8日，乘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的时机，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19日起义，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这个起义的时间，因事态变化，一改又改。
　　
　　秋瑾原拟7月6日起事，徐锡麟说准备不及，改在8日，这一天是警官学堂毕业典礼，恩铭要到场发表重要讲话，正好下手；说好是8日，却又发生了党人叶仰高被捕的意外，叶仰高被抓后不堪酷刑折磨，将他所知的党人名单等信息倒了出来，于是安庆全城搜捕。幸好，徐锡麟他们的往来联络全用化名。于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出现了：恩铭破获此等大案，立即招来他信任的巡警处会办徐锡麟，要求徐会办立即按名单抓人；而徐锡麟拿到一看，名单上第一个“光汉子”正是自己！强做镇定的徐锡麟一边拍胸脯表二日之内必把乱党抓干净的决心，一边暗中咬牙——夜长梦多，越快越好了！
　　
　　完全蒙在鼓里的恩铭似乎是体贴革命党人心思，还主动将起义向前推了两天：本来是7月8号警官学堂毕业典礼，可他说他的一个叫张次山的幕友的老母这一天过八十大寿，他要去祝贺，指示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到6号。
　　
　　起义日期兜了一圈，就这么戏剧性地又回到了当初秋瑾主张的那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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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徐锡麟按起义计划向恩铭呈上请帖：“安徽巡警学堂订立于五月廿八日 (农历)首届毕业生大会，敬请抚台大人莅临训示。”
　　
　　公元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列队如仪，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站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
　　
　　学堂全体学生按保卫要求，所有枪械均是空枪。就在恩铭现身之前，有关人员还特意下掉了徐锡麟腰佩的手枪。然而，革命党人对此已准备好了。
　　
　　上午9时，威风凛凛的恩铭大人在安徽省数位高官的簇拥下驾临学堂，距发动起义已只弹指之间了。
　　
　　官生班的学生首先向恩铭行礼，恩铭答礼。
　　
　　下面该兵生班学生行礼，就在此时，徐锡麟抢上一步，单腿下跪，双手举上学生名册：“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人起事！”
　　
　　庄严的毕业典礼正进行着，徐锡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十分突兀不得体——事情紧急的话，典礼开始前你咋不汇报？现在典礼进行中，你不能等结束再汇报吗？恩铭又吃惊又恼火，正要训问，这时徐锡麟突然向后闪开，一边的陈伯平掏出暗藏在身的炸弹，猛力朝高高在座的恩铭扔了过去！
　　
　　原来徐锡麟那声报告，就是动手的暗号！
　　
　　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出现，这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
　　
　　时间象停止了。
　　
　　在徐锡麟原先反复敲定的详细方案里，一炮解决恩铭后，他掏枪朝左一枪干掉藩司，再朝右一枪干掉臬司，而由马、陈二人分杀两旁侍坐的各道、府、州、县官员。可陈伯平投掷炸弹未爆，顿时让大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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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头大汗的徐锡麟终于从这可怕的意外中回过神来，立刻俯首弯腰，从靴筒子里唰地拔出两只六响手枪，朝恩铭一阵乱放。
　　
　　惊魂未定的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都没有击中要害。文巡捕陆永颐一声怪叫，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剩下的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部，陆永颐当场毙命。
　　
　　徐锡麟枪弹打光，随即进入一旁小室装填子弹，武巡捕车德文趁机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跑。一片混乱、嘶喊中，陈伯平从后面击中了恩铭致命的一枪，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抬回抚署。抢救中请西医开刀，破肚剖肠，却找不到子弹。再开大腿，仍旧找不着。有说子弹浸泡过毒药，遇血即化；有说子弹系铅制，一入体内而自化。这自是民间传说，其实只能赖当时的医术了。
　　
　　至此，恩铭才恍然大悟，痛悔交加，死前不断喊着：“糊涂啊，糊涂！”
　　
　　警官学堂内，遭此巨变的文武官吏连滚带爬，纷纷逃窜。这时那个告发徐锡麟十分卖力的顾松刚刚逃到门外跳下一条污水沟，被马宗汉一把抓住；顾松叩头求饶，徐锡麟先用刀砍，见不死，命令马宗汉用枪将其击毙。接着，徐锡麟对学生大呼：“巡抚已为顾松所杀，我们快去占领军械所，从我革命。”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遂率领部分学生向安庆城西军械所进发。
　　
　　清军关闭了安庆城门，徐锡麟派出的联络员出不了城，城外的新军也进不来，起义军内外联系中断。这时候，军械所总办已携带仓库钥匙自后门逃走，弹药都藏在地下库内，一时无法取出。光复军战士从库房里拉出一门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陈伯平取了一枚炮弹装进炮膛，对徐锡麟说：“现在形势危急，用炮弹把抚台衙门炸掉，摧毁敌人机关，然后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徐锡麟见抚台衙门一带民房稠密，马上制止说：“这样做就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符。我们即能成功，老百姓必然糜烂不堪。”坚决不让开炮。
　　
　　城门被关闭，又不愿开炮炸开城墙，徐锡麟和他的同志们困在弹丸之地的安庆城内，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清军缉捕营、巡防营队伍赶到，包围了军械所。光复军利用军械所的坚固围墙，有的爬上屋顶，朝着清兵射击。
　　
　　晚清的军队在这时也算进行了一场实战，战斗力的检验结果是：伤亡100多人，不敢上前。藩司冯煦闻报，立即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之琦前往督阵，清军仍迟迟不动。清政府见久攻军械所不下，开始悬赏重金捉拿徐锡麟。开始3000元，即刻增加至7000元，后来高达1万元，清军才开始进攻。双方相持战斗近5个小时。陈伯平不幸牺牲。接着，敌人破门而入，只见徐锡麟军帽、戎装丢在地上，不见人影。冯煦再次出示加赏，并严令四处搜捕。
　　
　　下午4点，势孤力单、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徐锡麟、马宗汉和学生等相继被捕。
　　
　　这就是民国创立之前那场著名的“安庆起义”，从发动到失败，历时7个小时，最具震撼力的功绩，是击毙了清朝地方大员、安徽省巡抚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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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的徐锡麟开始接受审讯。主审的藩司冯煦和臬司毓秀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淡淡一笑，盘腿坐在地上。看着这个一派斯文、表情轻松的乱党，审讯者面面相嘘，一时无从措辞。
　　
　　冯煦问道：“恩铭巡抚待你不错，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疑惑，深受恩铭赏识、前途无量的徐锡麟何以恩将仇报、不可理喻地要恩铭的命？
　　
　　徐锡麟回答：“他待我是很仁厚，可这是‘私惠’；我杀他，这是天下的‘公愤’──我倒要问你：恩铭究竟死了没有？”
　　
　　臬司毓朗抢答：“大人只受了点儿轻伤，经医师诊治，已经痊愈，明天就亲自来审你了！”
　　
　　徐锡麟听后，如挨当头一棒，登时颓丧不已；未料毓朗这个蠢货又补了两句：“你知罪了吗？明天就要剖你的心肝了！”徐锡麟立即狂笑起来：“那么说起来，恩铭是死了！我于愿足矣。明天就是千刀万剐，也在所不惜！何况区区一副心肝呢？”
　　
　　
　　再问同党有哪些，徐锡麟回答：“革命党人多得很，惟安庆是我一人。”
　　
　　审讯者要徐锡麟写供词。他提笔疾书，立刻写了数千言，写完后自己诵读一遍，然后又推敲修改，仿佛是在书房中著述。他的供词，满纸写的都是“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内容。
　　
　　审讯完毕，只听“咔”的一声，敌人给这个要犯拍了一张照片。徐锡麟不满地说：“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
　　
　　徐锡麟那张面无表情、薄衣裹体的照片一直留到今天。
　　
　徐锡麟刺恩铭发生后，安庆人心惶惶，消息更如长了翅膀，飞向各地。外表庞然的清帝国在深深震颤。处死徐锡麟、安定人心是越快越好了。
　　
　　干掉了**重臣这样的大罪，怎么行刑？有先例可循。1870年张汶祥为朋友报仇，刺死了发迹后霸占当年朋友妻子、并设计害死朋友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张汶祥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
　　
　　恩铭的妻子、也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要求按此旧例执行才解恨、才有威慑力。冯煦等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决定就按此执行。
　　
　　行刑惨烈万状。1907年7月6日夜，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几个刽子手手执铁锤，先把徐锡麟睾丸砸烂。这份痛楚，无可比拟，想必看到这里的男同胞都在下意识地夹紧双腿。一个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力量，在末日之前总有百倍的野蛮。
　　
　　砸碎睾丸后，剖腹取出心脏。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他们对徐锡麟怀有的是“真诚”的痛恨：“大人待你那么好，你竟然杀他，我们要看看你到底长的是什么心肝？！”
　　
　　在中国，先行者历来就是这么孤独。
　　
　　约定19日起事的秋瑾，被徐锡麟之弟徐伟的供词牵连出。其实在10日，她就得到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但她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以对，这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7月15日凌晨，秋瑾环视围观的众人一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相比于徐锡麟赴死的惨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满足了她“不砍头，不剥衣服”的遗愿（写遗书的愿望未予满足，大概是吸收了徐锡麟写供词时满纸反动口号的教训，再不让他们动笔），秋瑾的遇难过程还算“文明”。
　　
　　徐锡麟刺恩铭，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安庆起义之后，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军机大臣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另有立宪派将安庆发生如此祸事归因于宪政不行，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当然，徐锡麟的壮举和惨死，更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1873到1907，徐锡麟只活了34岁。殒命在“帝国”的暗夜，他没有看到“民国”的曙光；而民国的曙光里，有他滚烫的热血。（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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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篇：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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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之谜●●●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周恩来和张学良）；孙中山政治遗嘱撰拟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纵然慈禧不死，此时那就是76岁高龄，居然还会**？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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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当时25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3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２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而《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朋友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斥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2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大员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当刺客，就是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中决定献身的。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孙中山也不支持，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是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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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富商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9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报答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女人家革命象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作者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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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回去了。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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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长进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八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的老婆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觉，散步中隐约看见有人在银锭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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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各报都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载洵、载涛以及庆亲王几个人身上，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松了一口气，擦把冷汗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四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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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个人的一个亲生女儿大大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洋魔女”的川岛芳子。
　　
　　审理顺利得很。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人心。而那位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高级干部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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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慷慨篇》，全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是一篇光照爱情史的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准备把牢底坐穿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释放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作为头号政治犯立即出狱，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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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道斯文：杜月笙文化行迹●●●
　　
　　杜月笙，旧上海黑社会大头目，1888年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51年病卒于香港。自幼父母双亡，14岁从家乡来到上海谋生，先在水果店当学徒，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因陈的关系得以进入当时上海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公馆当差，因头脑灵活、办事精干而获得黄金荣赏识提携，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他善于组织谋划，精于交际笼络，势力一天天与黄金荣持平。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在其直接部署实施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头戴“国民政府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的桂冠，又及时转向工商、金融业，黑白手段并用，积累起更为庞大的资本，网罗大量徒众，在黑白两道建立起空前的势力网络。作为成员十万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首脑和纵横各界、呼风唤雨的“闻人”，他被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
　　
　　如此人物，叫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不是“文化事迹”，尽管杜月笙发迹后让他的手下喊他“杜先生”，而不是象黄金荣叫“黄老板”、张啸林叫“张大帅”。黑帮头目，最突出的性格肯定应该是心狠手辣、冷酷凶残。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杜月笙倒不一定是传说中的“杀人如麻”，但其卑劣凶狠行径必然少不了，且举几例。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清共”阴霾已临上海，杜让管家万墨林向与其来往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他的“师叔”汪寿华下请帖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不顾罗亦农、顾顺章的劝阻，坚信“讲情面”的杜月笙不会做背信弃义、自坏名声的事，只带司机如约于当晚前往杜公馆，结果一进门就被杜手下“四大金刚”毒打晕厥，然后塞入汽车，运至龙华活埋于枫林桥的荒野中，“四一二”大屠杀拉开序幕。
　　
　　——杜月笙风闻大房太太沈月英与其表哥有私，杜暗中摸清情况后，派人将其表哥劫至江湾荒郊，残忍地斩去四肢；沈月英从此被幽禁在家不得见人，直到其子结婚才被允许出来见新媳妇一面，48岁便孤郁而终。
　　
　　——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杜月笙交好。宋子良在上海结识一舞女，致其怀孕，宋子良给其银元2000，嘱其打胎，不料该舞女开口索要20万，并要求宋负担她和她母亲下半生生活。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哪肯花如此代价，却又怕舞女大闹坏其颜面，便向杜月笙倾诉，杜淡淡一笑。二日后，该舞女于夜间被人劫上汽车，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江心——黑社会术语叫“种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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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杜月笙发迹后的确与文化界过从甚密，是“三大亨”中唯一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赞助文化事业还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话，比如优待其门徒中的记者、编辑，资助学者、诗人和名士，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子女向学向善，都给人以很深印象。解析杜月笙的文化事迹，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和杜月笙本人可多一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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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杜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200万银元之巨。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的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4000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看见，杜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4000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具势力的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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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送了一份厚礼。章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在章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为杜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我想此事应不是凭空捏造，学术泰斗和黑道巨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终得到了章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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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社会”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会长，是企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脸，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附庸风雅”，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还是值得去趋附的。如果象今天，成龙周星驰牛群赵本山都是“兼职教授”、买了书号就可出书、给了赞助就可当文化社团理事，恐怕杜月笙对“风雅”就没那么大劲头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何况“粗人”们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敌视和仇视，君不见早些年的某些“工农干部”是如何对待文化和文化人的吗？“知识分子又怎样？还不是归老子管！”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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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自律和培养，杜月笙的整个气质形象都起了很大变化。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会是怎样的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１０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剑桥中国史》的注释上说：“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象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奥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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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10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正负责清算汉奸工作的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改为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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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180票中出现了40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预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致，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辞职”好戏草草收场，参会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虽然杜月笙当选议长至辞职不过几十分钟，在上海市政制史上，市参议会首任议长正规严谨的说法还是杜月笙。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又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
　　
　　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训话会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决心铁面办案，不徇私情，立信于人；他的心腹甚至建议将孔令侃就地正法，以起震撼全国之效果，蒋经国竟准备采纳！孔二小姐魂飞魄散，赶紧找到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大惊，迅速告知蒋介石。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下午，命令他终止行动，蒋经国发表了壮志未酬的告父老书后离开上海，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翻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缘”。抗战中，他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著名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
　　
　　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三次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旋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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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４位，西医３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的结果，是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当时杜月笙能发挥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的工商、金融老板在大变局中都看着杜月笙如何抉择，头面人物杜先生都离沪而去，大家赶紧跟着逃离，上海一时掀起了资本外逃的风潮，如果杜月笙能归来，就能安定工商界人心；二是黑社会十万人员趁新旧交替大肆做恶，上海解放后几月内治安急剧恶化，而这些人最受杜月笙节制。
　　
　　为便于杜月笙归来，中共虽然对黑社会干将和肇事做案的成员严厉打击（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叶绰山即在龙华汪的遇难处公审后枪毙），并勒令凡参加过帮会者都必须到有关部门登记，但对黑社会“教父”杜月笙一直没有定性。黄金荣在被要求写“悔过书”时提到杜月笙，被打回要求重写；经人提示，黄金荣抹去了有关杜月笙的内容，悔过书始得通过，并在报上公开刊发。
　　
　　1950年，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一边向上海徒弟众传话，要求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管束，一边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喝早茶、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公开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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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金，供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竟已付不起！迁法遇阻，杜月笙伤心地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提这么一点要求，还要我15万美金。”
　　
　　晚年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她的红颜知己、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孟小冬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也是位传奇女性。
　　
　　孟小冬曾与梅兰芳相爱同居，1926年因此而发生一件爆炸性新闻：她的一个疯狂崇拜者、北平朝阳大学肄业生王维琛持枪闯入梅宅，声称梅兰芳夺其所爱，要求梅兰芳出钱十万“解决问题”；梅兰芳报警后大批警察赶来，惊慌之下，王维琛开枪打死了当时在梅宅的梅兰芳老友、北平绅士张汉举。
　　
　　此案轰动一时，社会舆论大加炒作，一时沸沸扬扬，种种绯闻，扑面而来。孟小冬不堪忍受，从此与梅兰芳分离。
　　
　　杜月笙一生酷爱京剧，1925年和孟小冬相识以来，他对孟小冬有很多敬重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只是一直没有夫妻名分。就在准备迁居法国，杜月笙另一太太、也是京剧名伶出身的姚玉兰计算出需要27张护照时，孟小冬对杜月笙幽幽一句：“我跟你去，是算女朋友还是算佣人？”杜月笙一楞，然后立即宣布和孟小冬举行婚礼。
　　
　　1950年的某一天，香港杜公馆内摆起十桌宴席，62岁的杜月笙强撑病体，和41岁的孟小冬完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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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发展，已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他的迷信也加剧了恶化程度。
　　
　　杜月笙年轻为黄金荣当小伙计时，一名和尚当街拉住他，要为他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远在黄金荣之上。当时黄金荣就在当面，杜月笙十分尴尬，痛斥和尚有眼不识泰山，尽是胡说八道。不想后来他真的成为“上海皇帝”，“业绩”让把黄老板远远抛在后面。
　　
　　黄金荣在黑道辈份高，名气大，但论真正的实力，和后来的杜月笙无法比拟。黄金荣60岁以后其实就淡出了江湖，而在他最盛的时候，势力其实也不出法租界。他一贯严禁子女单独出法租界，就是怕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会被仇家绑架。
　　
　　早年这次奇特的经历，使杜月笙对相面算命之类深信不疑；而且他知道现在如果测算结果不祥，术士们现在不会当面对他说，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全部崩溃，这催命符般的一纸命书被他贴肉而藏，去世后才被家人发现。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
　　
　　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赢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千，出嫁的拿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最后，他日日高烧，嘴唇成粉红色，舌头咖啡色。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国土”台湾汐止，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死后一年，即1952年，以陈毅、潘汉年为首的上海市新政权，依靠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民众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杜月笙和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从此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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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天地玄黄●●●
　　
　　
　　如果象现在的媒体爱干的那样，评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选出三五个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和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政权更迭。
　　
　　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15年内连续发动的9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260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5000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8000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筹到了第一批款。这次起义，预算开支13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18.7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7.7万元，南洋华侨给了8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3万3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孙中山“论功不如黄兴、论才不如宋教仁、论德不如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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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513支，从西贡购枪116支，从香港购枪30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770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500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300把。
　　
　　人员投入上，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精选800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依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51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38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10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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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6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10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40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
　　
　　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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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使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极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留骸为73具，买了73具棺木；心疼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过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过程中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布标志（当时起义者均挂白布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便把该尸首拉到别处。
　　
　　73具遗骸变为72具，这就是后世所知的七十二烈士。
　　

回复: 民国多少事……
 

　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浩浩荡荡抬着灵柩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86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失败之后，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至此，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已有20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保卫政权根本指望不上；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36镇新军散步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14个镇和18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
　　

回复: 民国多少事……
 

　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的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汉口宝善里14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5000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要求他把这5000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老大不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恼恨又恐惧，只好交出银子。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60余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商定机器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