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这本书本身比较中规中距，应该说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什么深刻的分析，也没有曝什么隐秘的内幕。但它的好处在于，用三百多页篇幅讲了一场开了一个月的会议，巨细无遗，让读者对那个年代政府的运作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另一方面，虽然这本书本身主要限于叙述七千人大会的进程，但是由于这次大会承前启后的重要性，书中的一些细节与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下面随便写一点。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屡屡发生的现象，即当最高层发出某些号召之后，往往得到基层热烈响应，然而当最高层试图踩刹车时，基层却常常是充耳不闻了，47年的土改，建国后的镇反、跃进，包括后来的文斗武斗，概莫能外。



　　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对这一现象有一个较详细的观察，57年跃进发动的原因，应该说确实是最高层头脑发热经验不足，但是当毛以及其他领导人开始察觉到问题所在并试图缓和气氛时，却并没有得到下面足够的响应。



　　这种现象的产生，毛当然难辞其疚，他在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可以说跟随了他一辈子，加之个人专断过于严重，使得下层右倾的风险远大于左倾，，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虽然基层普遍陷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但这种狂热并没有完全支配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选择性的接受那些合乎他们意愿的指示，忽略那些不合乎意愿的指示。这种意愿，往往都是个人性的，例如升迁、自保、恩怨等等，关于这一点，更好的剖析可以见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失败》。



　　在这本书里，毛与刘的分歧隐隐约约的已经浮现了出来，不过其实早在1958年11月的八届六中全会，刘就开始逐步掌握了控制权，并主持修改了公社政策。从此之后，毛就开始逐渐退居二线，不再直接参与国内的经济建设事务。当然，他毋庸置疑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一个已经初步建立的官僚体系内，即使是最高权威也常常会觉得如身处蛛网般无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后他要发动基层群众彻底打烂这个他认为已经失去革命动力的官僚体系。



　　毛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失去过最高权威的地位，但这不表示他说的话就一定管用。在一个官僚体系内，如果上面的指示不合下面的意愿，那么下面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推诿掉——除非这一指示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下发下来并对其后续执行加以严厉的监察，但这要耗费很多执政资源，不可能以一种常态的方式持续运作。



　　可以举一个例子，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最终就是由于党内的普遍抵制而以“引蛇出洞”而告终。毛最初是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改善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刘却担心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毛在这一问题上是孤立的，最终他不得不向党内作出让步。



　　这本书里提供了很多素材可以证明，这场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应该由上下很多人来共同负责，不应该推在一个人身上。悲剧往往在于，每每是上面先吹响了左倾的号角，下面会热烈响应，然而当上面踩刹车时，下面却总是失控了。这种行动模式不仅仅体现在57-58年中，从47年的土改到建国后的镇反，一直到66-67年的武斗，差不多都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七千人大会上做了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大家已经有了普遍共识，即根本原因在于党内缺乏正常的发言渠道。虽然这次会上没有把矛头对准毛，不过作者已经指出，这毫无疑问应该由毛负主要责任。此外还有几点原因，比如党内普遍的缺乏经验、头脑发热、激进的意识形态等等，这几点归结起来造成一种现象，即右倾的后果远比左倾严重，当上面要向左偏时，如果你对抗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而当上面要踩刹车时，你暂时充耳不闻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许多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本书里林元帅闪亮登场，扮演了一个很不好的角色，可以看到他正是毛拿出来对抗刘的一枚棋子，当毛在党内官僚体系中逐渐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先是启用林来控制军队，继而发动基层群众，轻而易举的重新获得了主控权。 我觉得林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复杂的角色，他可能要比中共其他高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丰满的形象，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看到传说中的《林X日记》。



　　对毛来说，有一条基本的原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很显然，这里的”我们“是不包括他自己的，他真正的意思其实是，某些时候，党应当相信群众，某些时候，群众应该相信党，归根结底，这取决于谁相信他，谁又怀疑他。



　　”六亿神州皆尧舜“，这是毛的美好愿望，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当他一次次发动起群众狂潮，又不得不一次次亲自踩下刹车时，他究竟有没有明白，群众真正追随的，其实并不是他这样的天才领袖，而是自己内心的欲望。 (by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