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断定，上述“五种人”究竟占中国富翁的百分之几，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统计。唯一能断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不仅是相对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除了贫富分化日益拉丁美洲化以外，中国国情又有特殊性：中国的人均收入又远比拉丁美洲国家要低，导致中国人口中赤贫人口数量很大。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57.8%，而相比之下巴西为43.5%，委内瑞拉为32.2%，哥伦比亚为21.7%。
由于这几年两极分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控制，反而因“国企民营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政策的实施，中下层群众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每年以20%以上速度猛增，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财富加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数据为例：5%的困难户收入比上年下降0.03%，1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增长1.3%；而10%最高收入户增长10.2%。故按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发展速度，我估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8～0.50左右，甚至可能已突破0.50，即将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国家”的行列。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下面我列举出一些我自己走访时所见所闻，来对这些枯燥的数字进行阐释。2000年9月底，我走访了一个位于中国中部某省的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而这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发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工人收入时，企业领导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1700元，月均140元――这区区140元不过是我们这些普通职员在餐馆里小吃一餐的花销，竟然成了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
2002年春天，我又走访了位于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8000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1500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150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
2003年6月，我曾经走访过的一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厂连续一个月内爆出两起因为生活困难导致的人命案件。由于经营困难，这个厂从二○○二年下半年至今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无独有偶，胡家出事后不到半个月，该企业又一名职工因为生活困难绝望之下自杀。两起接连发生的悲剧导致全厂职工群情激愤，他们走上了大街、阻断了铁路，并且与前来干涉的警察和政府官员发生冲突。
工人状况如此，那么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又是怎样的呢？由于笔者生活在城市中，难以对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故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事例了。但是，曾经在农村工作多年、担任过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所写《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大家却并不陌生。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得出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结论（虽然这本书得以出版，但作者却因为敢于说真话而无法在官场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谋生去了）。从这本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农民生活之艰难，所受盘剥之严重，甚至比工人还要厉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国下层人民的处境竟然是如此艰难，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今天，某些权势者和政治娼妓们竟然不顾人民之死活，不断鼓吹“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继续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甩掉包袱”；不断砍掉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福利，代之以价格奇高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鼓吹杀贫济富、弱肉强食；甚至瞪眼胡说什么“中国贫富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居民还可以承受”，怎么，非要等到遍地星火燎原、非要把中国弄成海地那样才算满足吗？这些人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中下层人民所得不多的收入具有非常高的边际效用。因为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必须吃饭、穿衣、住房。实际上，广大的低收入者的劳动所得，基本上都用于这些方面的开销了。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克服人的惰性，人是需要有一定的生存压力的。没有生存压力、没有危机感的人难以有什么发展，非洲热带国家长期贫穷落后得不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物产过于富饶导致当地人缺乏危机感和劳动意识。因此，吃饭、穿衣、住房这些问题，在满足了照顾无劳动能力者和赈灾的条件下，是不能够福利化的。但是，为了社会尽量公平的发展，必须对天灾人祸予以救济，对罹患疾病和遭遇意外伤害者予以免费或廉价的治疗，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就成了保证社会尽可能公平的“调节器”。而今天的中国，在利欲熏心的权势者和不知羞耻的政治娼妓的鼓噪下，不但抛弃了这个“调节器”，反而利用资源的垄断性把这两个行业变成了“赚钱的产业”，难道不是丧尽天良、丧心病狂吗？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个人的财富确实增加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截止2003年7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10.61万亿，而且正在以每年10000亿的速度而增加。然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对全国四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查表明，目前中国百分五的富人占有全国居民总存款量的一半以上。由于个人财产中有一些是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等，这一部分资产是刚性的、固定的，因此最能够反映实际贫富差距的，就是金融资产了。贫富两极分化，在金融资产领域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出。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几乎每年都以接近8%的速度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却始终裹足不前，出现了“供大于求”、很多企业开工不足、大量工人失业的局面。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官员们可谓挖空心思、冥思苦想，但就是成效不大。原因何在？为此，犬儒们抛出了中国“处于消费转轨期”的奇谈怪论，认为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电视、冰箱、音响等老“三大件”市场已经饱和了，而暂时还无力购买汽车、洋房和空调器等新“三大件”。为了刺激消费，犬儒们和昏聩官吏们一起祭起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两个“法宝”，表面看是试图利用人民对教育和医疗的刚性需求来“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机会”，实际是通过对人民基本福利的剥夺来圈钱，这真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