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机会读这本书，但是常在一些地方听别人提起本书作者刘小枫的大名，今天读到他与
国内另一位思想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甘宁对美国哲学家斯特劳斯的思想从不同角度的解
读，才又想起这本《沉重的肉身》。
本人很喜欢王小波，也比较认同自由主义，而一些现代社会的病症即是在自由主义上发生的，
偶不懂后现代的一些理论，这里只是引我读的那篇文章里的提到的：现代自由主义将导致虚无
主义。“虚无”的对立即是“沉重”，我想这也是《沉重的肉身》主要关怀的问题。
下面贴两篇书评，对思想、文化之类的东西感兴趣者尽可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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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尉
这本书的副标题『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大概会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其实作者想分享的就是
他在一些小说与电影的故事情节中所获得的心灵感动。我想对於没有读过刘小枫作品的人来说
，书中一些为数不多的学术语言以及属於作者特有的遗词用句，可能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但
是若能细细体会作者在行文用字间流露出来的思想与心情，尤其是体会作者对故事情节的重述
所带来的心灵共鸣，相信仍可以获得许多启发。（我还是得说：这本书的语言已比作者写过的
任一本书都要平易近人。）
叙事，就是说故事。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趋势之一，就是从严密庞杂的系统建构转向动人的叙
事，《苏菲的世界》就是很成功的一个尝试。虽然叙事的理论可能非常复杂琐碎，但叙事的实
践则是动人心弦的，这本《沉重的肉身》是属於理论还是实践，我也不会分，基本上这不是讲
理论的书，但也不是纯粹的叙事，而是对他人叙事的诠释（或用刘小枫的话说是复叙事），而
隐藏在这些诠释中的，就是作者对时代、对国家、对信仰的个人叙事了。
我想我不应该在此多谈叙事理论，只想说：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信仰，与其说是由某些命题化
了的信念以及重重知识聚合而成，不如说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形成的。关注一些看起来不可
妥协的信仰命题，不如去关注属於我的以及属於周遭他人的故事，透过这些生命故事的讲述与
聆听来确立自己的身份。我们并不是从某些抽象而普遍的教理出发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而
是从每一独特个体的特独经历中，透过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独特个体。其实，基
督信仰本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理论性的神学论着未必人人爱读，但叙事性的神学论着的读者
就多了，除了见证集外，我想刘小枫的这本书提供了另一种尝试，是值得关注与效法的。（我
还想到的是，叙事理论的发展，在神学里有个很重要的提醒：个人的生命见证将比带有普遍性
的教义讲论更接近『活生生的』真理。当我们要跟别人分享上帝时，个人的见证远比理论的严
密更有说服力，这是很奇怪的事，但透过叙事理论的发展，我们渐渐看到的确如此。 ）
刘小枫在这本书里讲的叙事主要有两个作者：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与导演奇士劳斯基。还有其
他人，但这两人是份量最重的。不难想见，所谓的叙事已然不仅是文字叙事而言，电影乃至於
音乐、舞蹈、绘画都可以是一种叙事方式。当然，针对这些非文字性的叙事，若要给出进一步
的诠释，还是得靠文字，就像这本书。
就这样，刘小枫从《生命中不能沈受之轻》讲到『十诫』，从《被背叛的遗嘱》讲到红白蓝叁
部曲。他覆述了一些故事情节，并给出他自己的诠释。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这都不是重
点，关键在於这些诠释是否牵动你的心，勾起些许属於你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叙事最终要带
来的乃是自我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乃是独一无二的，是你之所以为你的那些关键因素。当然，
如果你没读过昆德拉，也没看过奇士劳斯基，的确会有一些理解上的影响，但这影响也没有大
到让你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刘小枫会重述他要诠解的叙事。而且，坦白说，我觉得读过这本书
再去看那些叙事，或许是更适宜的，毕竟我们对这些叙事的个人理解与刘小枫的诠释通常是很
不一样的。
刘小枫的文字充满散文丰采，简洁有力，虽然因为过多的自创词汇让他的文字并不总是平易近
人的，但深刻的思想是让读他文字的人最受冲击的。还记得我第一篇刊登在神学期刊上的论文
就是评论刘小枫的思想。看着墙上与刘小枫的合照，我想若让我来写自己的生命叙事，刘小枫
势必是情节转折的一个关键点。
读了这本书，我想一定有人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得是某些心灵贵族才能谈论这些晦深的叙事。
我不否认这本书乃至於许多既有的叙事诠释的确有这种倾向，你得懂电影、懂小说、懂音乐、
懂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才有办法读出一些东西。对这种感觉，我想说的是，诠释活动有很多
种面向，晦涩的叙事的诠释就交给有晦涩的心灵的人去作，心灵单纯的人就去诠释单纯的叙事
。（我在这里用的『晦涩』与『单纯』并不带价值意涵）当一首诗、一阙音乐、一部电影打动
你的心时，你对自己的心灵感动作描述，这也可以是对叙事的诠释，不一定非得要解读出某些
隐藏在叙事中的作者意图不可。在这一切叙事与诠释的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背景知识
，而是你是否真诚。
对读者来说，这本书有很多种阅读取向，我选择的，是要读出我自己的心灵叙事。这一部分并
不适合在书介中分享，只能偷偷放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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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肉身”告别革命 ---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与刘小枫的其他著作相比，《沉重的肉身》是一本很小的书，但仅仅是在篇幅上。
《沉重的肉身》讲了很多故事，他人的和作者自己的。但严格地说来只有一种：他人讲述
的故事如何生成为属己的生命经历，即他如何听、读、看这些故事的故事。通过对近代以来的
著名的大动荡的年月（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意大利民族革命一直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
兰团结工会运动）为背景的一个个“革命故事”的“再叙述”，作者表达了一种特独的个人记
忆。
“再叙述”（revert）在这位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学者的眼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前
现代社会的“叙事”极不发达，人们世世代代讲的只有少数几个故事。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新约的四福音书不过是同一个故事的四种叙述。人的意识中意向的当下
性决定了人的感觉织体是疏松的，而再叙述能强制性地改变感觉之网的疏松度，它既在阻止“
一次性”叙述中必定发生的意义的大量渗漏，又在促使原故事与自己的故事在互动中孕育崭新
又自身同一的故事。
“叙事的发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性”，每天一次性消费的大量的故事（从五花八门的
新闻到层出不穷的肥皂剧）恰如其分地象征着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记忆和复述已显得毫无必要
。由此可知现代的叙述方式同时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伦理品质：通过身体和感官的放纵来放逐身
体和感觉，使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飘浮和不切身。摇滚这种现代音乐形式其实是现代人身体状态
的“形而上学”：它们是对于大叙事（旋律）的极端反叛，每一个音符都力图压倒、颠覆前一
个音符，都努力呈现为甚嚣尘上的、革命性和一次性的。每一个跳摇滚的人都沉醉于自以为属
己的兴奋中，强烈地扭动着并感受着自己的身体，以致于根本无暇注意到“其实却和所有别的
人一样重复相同的动作”（昆德拉语）。“不断革命”是没有旋律的摇滚的永恒且唯一的旋律。
二
摇滚乐在三十多年前开始风行于世。此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处发展”，并波及到
西方。很多人以“五月风暴”和法国“红卫兵”运动为标志的青年学生的造反称之西方 “文革
”，并把它与中国的“文革”大相参证。
刘小枫曾著专文界定这两个“文革”之可比性的限度。《沉重的肉身》并未直接涉及这一
话题，两种“文化革命”的差异却是这本书的一个潜在主题。它关注的正好是这两种文革分别
代表的现代社会的两大伦理（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的冲突（这也就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马
梯尼与牛虻、冬妮娅与保尔的冲突）及其各自的困境。
《沉重的肉身》首先面对的是肉身的悖论性。这一话题并不新鲜，它几乎所有宗教和哲学
思想的恒常主题。肉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才有了“身家性命”、“要命”等说法）
，而它的不重要偶然、易朽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过是某个男人与某个女人“在未经
约定的沉溺中偶然留下的一道生命痕迹”，能被某个不速之客随手抹去。而且，它还是一切痛
苦的渊薮“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语）。
所以，在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杀人有没有道理，本身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乞今为止
的历史表明，对于这个问题，人类从未限于纸上谈兵。更令人惊异的，主张杀人者比反对杀人
者的论辩听起来更为滔滔，如书中征引的雅各宾的宣传部长鞠斯的那一段引来“长久不息的掌
声”，“一部分代表激动地站起来”的著名演说。各个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显然不同于图财害命
的歹徒和例行公事的刽子手，他们本质上是哲学家，他们杀人是身负宗教和哲学使命的杀人（
断头台是罗伯斯庇尔和早年丹东的“礼拜堂”），只不过他们比许多哲学家幸运（或不幸）
能有机会把一种有深厚传统的伦理思想转化政治实践。
刘小枫把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统称为“人民伦理”。它的基本思路是：在偶然、脆弱的个
体肉身（小我）之外，存在着一个超逾时间有限性的强大的身体（大我），它是人类共同的而
且是真正的身体。当个体的人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不再作为一个碎片般琐屑、廉价的身体
而存在时，他就不再脆弱、易朽。
关于偶在之体与必然性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多得难以计数的比喻。丹东的比喻最
为生动（当然也最令人怵然）：人类的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强壮有力因而胃口极好的罗马食神，
为了保证他的强大和必然，就必须用无数的鲜活的肉身来畏养他。偶在的个体被吃掉时，应该
感到的不是痛苦和绝望，而是兴奋和自豪正是在被吃掉和消化的过程中，偶在的生命的获得
了真正的位置，它因此变得重如泰山，不再“像落叶般飘零无依”，被无常的风任意吹到“随
便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这一过程也可以概括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革命不仅革去了
旧的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命，而且革去个体的旧的生命并让他获得了新的生命。杀人，不过是一
种免不了疼痛和流血的救命的手术而已。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人民伦理这种现代宗教的上帝，“罗马食神”虽然每走一步脚下就是
一座坟墓，但他的面目常常并不狰狞，事实上他常常呈现出端庄、秀美的面貌，比如在法国大
革命时期，他的公开身份是“自由女神”。
三
刘小枫远未止于像丹东那样对这种由来已久的“善良愿望”的质疑。他通过对《丹东之死
》的“再叙述”，与毕希纳一起做了一次思想的“刑事侦探”质疑丹东的质疑。当丹东“让
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时，他显然是要进行另一场以身体正义性为名义的革命。他从前的
杀人与后来的嫖娼一样，都是负有宗教和哲学使命的行为，正如西方的“红卫兵”在摇滚乐中
的狂扭着身体与中国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一样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
刘小枫“侦探”的结果是，丹东同样“撞见了虚无”。在断头台前，偶在的肉身是作为食
神饲料的无数肉身中的“随便哪一个”，像一颗饭粒一样微不足道；在妓院（又一个“新的礼
拜堂”）中，肉身同样是妓院中的“随便哪一个”。差异仅在于，他从前感到“自由女神”像
一个娼妇，他现在感到娼妇像一个“自由女神”。
丹东在不同的“礼拜堂”与“自由女神”不情愿的相遇，正好反映了刘小枫所说的“人义
论”的困境以身体、自然来为人的自然状态之合法性辩护所引致的绝望。
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被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火车站”
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在这个空间固定不变、火车定时开出的地方，实际上包含着
无数个“极富可能性的偶然”。所以刘小枫特意重述了奇斯洛夫斯基电影《盲目的机遇》，它
讲的发生在火车站、改变了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三次偶然事件。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都是在“火车站”的相遇，都是有无数的不确定性紧随其后的相
遇，无论这相遇实际上发生在教堂里还是发生在床上。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尽力为偶在的肉身寻找一个把偶然性关在门外的教
堂，一次性解决肉身的孱弱和痛苦。他们都不承认肉身与生俱来的欠缺性，不愿不加抱怨地接
受自己作为碎片的状态，使生命的过程程成为一场“终究意难平”的“恒久忍耐”，坚定地以
为人可以充当自己的造物主，将出于上帝之手的“次品”改造成“正品”。现代社会中频仍发
生的“革命”就是在断定有人间造物主存在（比如中国的红卫兵相信毛泽东是，西方的红卫兵
相信自己是）的前提下，对于同样是一种大叙事的“逻各斯”的造反。而其结果实质上也是同
一的：销解个体偶在的肉身，使之成为“随便哪一个”。
这是两种看似绝然不同的道德，或者说是给人类指明的两种“人间正道”。《沉重的肉身
》在寻找另一种“正道”，它既不同于人义论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康庄大道”，也不同于人义
论自由伦理开出的可以随心所欲、恶狠狠地行走其上但说到底让人原地不动的道路供跳摇滚
的人们“行走”的舞场。那是卡夫卡所说的那种“与其说是供人行走，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
“正道”，一条让偶在之身始终感到自己之偶在性的“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