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相 （五）
对了，上一篇还忘了一件事，事发后第二天，也就是3月19号，我们向学校要孩子的书包，校方说书包被派出所拿走了，一再讨要后到22号才由学校把孩子的书包还给我们。既然是派出所拿走了，为什么是学校还给我们。于是我问了警方，回答我，警方根本没有拿走过孩子的书包。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孩子留下过什么东西？
“第24个夜晚是那么的难熬，4月10日下午最后看了女儿的各项指标，我知道，女儿要真正地离开我了，我暗暗的告诉女儿，不要怕，那里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回到家里，一个人为女儿嚎啕大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女儿放声大哭，对天告诉女儿，爸爸为你哭过了，明天，爸爸不能这样了。晚上回到病房外的走廊，守候女儿最后的一夜，24个夜晚，这一夜最难熬。4月11晨，不愿来临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那一刻天是黑暗的，我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倒下，看到女儿还很清晰的脸庞，这一刻我还是倒下了。扶着女儿的车，我为女儿用手机播放了她最爱听的曲子“沧海一声笑”和“回家”，从此天堂添了一份欢笑，人间多了一分思念，愿女儿一路走好，早日回家。”这是我留在网友博客里的一段话，我想不出更能表达我那时心情的话语了。女儿最终的结果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奇迹没有可能发生，没有留下任何的话语，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痛苦和思念。
女儿走的当天4月11日，我就要求马上同对方协商解决，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愿意让女儿在那冰冷的地方哪怕多呆一分钟。第一次协商如期在下午在学校举行了，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有诚意的协商，完全是一场四川“国粹”的表演，坐在我对面那些之前对我说“你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有诚意的”的教育工作者们，一眨眼都成了国粹“变脸”的高手。这不尽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看过的一部电影《停战协定》，其中敌人在谈判桌前百般抵赖，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场面历历在目，儿时对敌人的痛恨心中尤存。然而我万万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在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成立59年之际，这相似的一幕居然出现在了我的对面，而且是那么的真实。但是这一次的失败者可能不会再是“敌人”。
对面的谈判者包括：徐汇区教育局
王华兴副局长，法律顾问
成大律师，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的王主任（从这一刻起，他们开始真正的履行“师保办”的责任了），田林四小校长
刘荣，
郑老师，以及派出所方面的警方人员（他们的主要作用是认定一些实事）。
协商一开始王副局长在同情之后就讲了一个原则：“合理的，政府多少都给，不合理的，政府一分都不会给。”而且是无数次的重复。太可笑了，他们以为我是为钱而来。我也向对方表明了我的态度：“钱我不希罕，它卖不回我女儿的命，我要的是认定事实过程，承担相应责任，当事人赔礼道歉。”同时我也向对方讲了我的一个原则：“不管你千变万化，我就一条，对我家族来讲，仇恨已是事实存在，希望你们拿出你们所说的诚意，化解仇恨，而不是再增加仇恨。”
我从一开始就一再问对方，我到底是和谁在谈，对方一会儿说是和学校，一会儿又说是和教育局，后几次谈判时又说是代表区政府，总之是变来变去，推来推去。
我们首先提出双方应对事情的基本过程给与签字认定，那就是：“1.钟晔曾分别给我，爱人和爷爷打过三个电话要爱人来校，放学不让爷爷接。2.三点半学校正常放学而我的女儿被留下了。3.事发时有20分钟钟晔和我女儿单独相处4.被留后五点十分女儿是在学校坠楼。”这一基本事实当时被在场的派出所警方予以认定。对于这一已经被警方认定的基本事实对方却根本不予认定。
王副局长的开场白之后，居然成了成大律师的独家发言：“我们最好不要谈过程，不要谈责任，这对后面的谈判是有好处的。”后面的谈判？不谈过程，不谈责任，还有什么可谈的，难道就只谈钱？太可恶，可鄙！这位成大律师何许人也，我不清楚，让我们从他的话语中了解一下他的人品吧!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相信，我是凭良心做事情的，我每个月拿他们教育局2千块钱，我不是为了钱的。”一会儿又说：“我懂得法律很有能力，外边140万的宝石捷就是我的，凭我的能力我曾经使公安部通缉的要犯无罪开释。”多么有良心的律师呀！最后一次谈判时私下这位大律师对我的家人居然说出了更为露骨话：“这是跟共产党打官司，怎么打？”。第一次谈判中，这位大律师还挤尽恶毒语言刺痛我们本已受伤的心。就连对方自己的老师都不得不承认：“他说话是硬了些。”他这样做，以及后来对方的很多做法都好像是对我说：“我们就这样，你打官司好了。”这里我就不得不解释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打官司。“拿起法律武器”这只是一句空话，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权别进来。”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银行行长（广东开平）侵吞2.5亿判12年，而老百姓（许霆）多取17万判无期。”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刚出生32小时的婴儿要为自己的死承担30%的责任（静安区妇幼保健医院案）”。我不愿意在本已冤死的女儿头上再扣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在我看来就是失足坠楼都是冤屈的。这和课间休息意外坠楼还不一样）。而这不是可能，是太可能了，他们能控制言论自由的媒体，当然也就能影响至高无上的法律。（顺便说一下，在过去的两年里，上海已经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都被压下去没被报道，我女儿的事能报出来已是不易了。）用句成大律师的话：“这是跟共产党打官司，怎么打？”对我来讲，还有更重要的，打官司要很长时间，我不能忍受让女儿在那冰冷的地方呆上那么长的时间。
对方连最基本的事实过程都不承认，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