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相（六）
4月12日， 第二次的谈判还在学校，对方一再反对在学校，说是不能影响教学，这一点我赞同，正是基于此，我除了3月19日来学校找过刘校长和钟晔，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学校。但是这两天不同，第一是周末不影响教学，第二是女儿在学校出的事。或者去教育局谈，对方断然拒绝。谈判之前我们要求不要再看到那个人什么成大律师，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在走法律程序，不需要和对方的律师谈，何况他第一天伤害了我们，他来不会给谈判的气氛带来好处，对方同意了，所以谈判开始并没有这位大律师，王副局长的开场白还是那些“原则”，但是谈判的气氛还算是平静，可是就在双方再次谈到事实的基本过程时，这位成大律师大摇大摆的推门而入，会场立刻不平了，我的老人们纷纷冲向大律师，要和他理论（头天谈判老人们没有参加，但听到这位成大律师的言行，都无法忍受）。谈判已无法继续，这时对方的老师们将我和爱人叫出，郑老师直言不讳的说：“这样是谈不了的，你还是直接提条件吧，我们回去研究。”更有老师说：“你就说要多少吧，我们就是募捐，也会尽力满足的。”
对方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想法？难道我是在卖女儿吗？
他们错了，我要的是公道，金钱不能代表一切，他最多只能代表公道的一点点组成部分，
而我要的是：当事人澄清事实，正视事实，承担应有的责任，做出应有的道歉。为此，我们在谈判无法继续的情况下提出了四点要求：
1. 由学校教育局安排女儿的追悼会，致悼词，给与应有的评价（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对方最想要也最容易办到的）
2. 当事人澄清事实,由学校教育局给出在这件事上对当事老师的认定以及处理意见。
3. 当事老师在追悼会上道歉，送女儿最后一程。
4. 经济赔偿。
双方约定第二天下午2点继续在学校谈，听对方的回音。
4月13日，星期天，天气晴朗，可事情的发展却不象天气一样的好，时过中午对方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更是略显强硬：“我们通知你们，谈判地点改在xxxxx,你们准时到达。”我回答说：“我们不是部下，命令怎样就怎样，地点是双方早已约定好的，一方不能说改就改。我们会按时到学校。”可是2点钟我们到校时，学校空无一人，一直等到三点还是一人没有，而且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同我们联系了，之前仅存的一点热情也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会答应我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于是从这一天起，干脆来个绝对冷处理。看你怎么办。
回到饭店，老人们实在气不过，于是决定第二天到学校摆花圈纪念孩子，另外再去教育局要求给说法，但老人们一致表示，将花圈摆在一侧，不挡大门，不能堵住学生的进出（事实也是这么做的，有照片为证，有那么多群众为证，至于网上有人说什么堵住大门不让出入，纯属造谣。）
4月14日，真正让我看到了某些人的丑陋本性。早上7点老人开始站在校门一侧的花圈前，没过几分钟，那位威武的孔副所长就来了，冲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底线，你再这样，我要对你采取行动。”我说：“你凭什么对我采取行动？”孔说：“因为你在这里摆花圈。”我说：“孩子在这里走的，老人们要祭典，我拦不住。”孔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说出了让我几位惊叹的话：“那是你爸妈，你要负责。”听听，听听，这就是一个法律工作者，甚至是我面前那堵墙的逻辑：
孩子有事了，要爸妈负责！爸妈有事了，要孩子负责。看来中国的普法教育是多么的必要，执法者尚不懂法。我郑重的对孔副所长说：“他们是行为能力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警告你，他们都是老人，没有违法，他们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病，如果由于你的行为造成伤害，你知道该负什么责！”听了我的这番话，孔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些：“你们妨碍人家教学，人家报了警，我当然要管。”我说：“我的孩子死在了学校里，我也报了警，你为什么不管，现在他们都不跟我谈，我也向你报警，你管不管？”孔似乎被我和周围群众的话问住了，说：“那我去和他们说，让你们坐下来谈。”去了一会儿却无果而回。看来孔副所长的处境和我一样：
孩子有事了，要爸妈负责！爸妈有事了，要孩子负责。
接着我们来到徐汇区教育局，打出了“还我女儿”的横幅，多少的一点压力终于唤出了那位王华兴副局长，答应继续谈，可就在这时，学校那边传来了孔副局长动手推打我母亲，母亲心脏病发的消息。等我赶回时，母亲躺在地上，已经吃了急救药，通过母亲和群众的叙述，我知道了情况：孔副局长为了驱赶我母亲动了手，由于激动母亲心脏病发了。送到了医院，幸好当场吃药及时。很多群众给我留了手机和电话，愿意为我作证。我当场就打了7遍110和徐汇分局督察办公室，在场群众也帮我打了电话，可始终没来过一个警察。
和教育局又约好了第二天继续谈，第二天的谈判才真正的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