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

[呜呼哀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呜呼哀哉]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毫不新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却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呜呼哀哉]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叱咤商界的一身本领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全失去了用场，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经验丰富的嵊县帮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绑匪提出赎金为200万美元，荣德生当即说，我的摊子看起来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资，没有这么多现金；如此之巨的钱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而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唱起了高调，说我活着是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换了面目，劝起他来，说事情不至于此，200万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万吧！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
　　

[呜呼哀哉]

这封由嵊县帮拟好、荣德生要求改动而被拒绝只好照抄的信是这样的：“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语气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筹足。
　　
　　绑匪将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一楼盥洗室的水箱顶上，然后打电话给荣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厂长告知。荣家接信后赶紧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联系。
　　
　　不料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再次收到两封信，一封为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则“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一封出自绑匪之手，大肆恐吓，“……令尊已沦入极为危险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之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荣案发生近一个月，警方的侦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辞职，蒋介石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此后，上海军警界精兵强将全被动员，大队人马日夜盘查。
　　
　　这却苦了只求荣德生平安的荣家。荣家千方百计摆脱警方的监听和跟踪，终于和绑匪接上头，约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这一接头地点正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隔壁，汤公馆卫兵发现周围忽然潜伏了这么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知要出什么事情，立即调来大队人马加强保卫。
　　
　　经过这样一折腾，本次交钱赎人泡了汤：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立即溜之乎也。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警方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
　　
　　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所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警方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反法律，因此这25万美元没收！荣家这下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警方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将款退回。
　　
　　警方对荣家和绑匪的往来十分窝火，十分不愿意此案以荣家交钱赎票为结局，因为这样的话，显得他们太脓包；而荣家此时哪里管得了警方的面子，也顾不上对绑匪制裁，只求老爷子先平安归来。这样，双方劲就使不到一块，而且警方认为当事的荣家当然应该拿钱孝敬好警方以破案，对荣家对他们百般躲避更加不满，找到由头就来个“没收”。
　　

[呜呼哀哉]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如果是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小，可现在是1946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租界已被中国收回，上海市现在统一管理之下，少了租界的荫庇，绑匪的转圜之地大缩小。
　　
　　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警察发现。为了避开搜查，袁崇杼等人费尽脑筋，他们欲把荣德生转移到城外，由于路口、码头都被警方严密监控而未实施。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于是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原与骆文庆熟识，这时和嵊县帮打交道本是很容易惹嫌疑的事，但他又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不避嫌疑，做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
　　
　　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想搞清到底有没有警察埋伏。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后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警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件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吴志刚一见花花绿绿的美金，狂喜加垂涎，点过一叠后，随手捏捏另外几捆，就盖上保险箱的盖子，点点头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这个你放心好了，我打包票！”
　　
　　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当晚后半夜，荣家又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
　　

[呜呼哀哉]

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至霞飞路停下，然后将他扶下车，喊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老先生送到唐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半小时后，荣宅一片欢声笑语，庆祝老爷子在被绑架34天之后，平安归来。
　　
　　荣德生花钱消灾，荣家不愿得罪警方，没有对外声张，但“荣大老板花50万美金才赎回”的消息立即传开，警方维护治安的能力被社会舆论口诛笔伐，连驻华美军总司令都在和蒋介石会谈时提及。蒋介石十分光火，勒令限期破案。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将詹荣培送到他手上的50万美元私自扣下10万，然后去跟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40万。袁崇杼一看就有问题，立即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吴志刚若无其事，说荣家只能凑齐这么多，他也没办法，不信去问詹荣培好了。绑匪个个知道这商谈好了的事，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
　　
　　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就要火拼，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就在关押荣德生的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把40万美元分成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
　　
　　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他们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此案的最后被破获就在这项约定有人当成了耳旁风，没有严格执行！
　　
　　在蒋介石的责令下，宁沪军警当局焦头烂额地寻找得手后逃散的绑匪线索。在南京的军统特务头子、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对此很感兴趣，他看了此案材料，觉得以“逮捕”方式绑票真是别出心裁，即使普通绑匪想得出来，军警方面的枪支、汽车、证件也搞不出来，因此这个案子八成有军警察特务参与。
　　
　　本来此案与他的职责无甚关系，但偏偏案犯撞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阔绰得很，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莫非黄锦堂与之有瓜葛？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
　　
　　这么多疑点出现在毛森脑子里，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

[呜呼哀哉]

　黄锦堂进门之后，毛森一言不发，盯着他使劲打量，黄锦堂被盯得忐忑不安；毛森忽然一声：“黄锦堂，你最近尽干些什么好事？！”黄锦堂心里一惊，表面故作惊讶地问处座这话什么意思？毛森哈哈一笑，指着他的西装说：“别装疯卖傻了！看看你这身衣服，听说你最近派头可不小啊！”黄锦堂放松了下来，也笑呵呵地说：“原来处座是说我这身衣服啊。一个朋友来南京，我陪他玩了两天，他就送了我这个，还挺合身。”
　　
　　毛森说：“你那朋友已经走了，对吧？”
　　“是，前两天回去了。”
　　“我这有个事，派你去再好不过了。”
　　“什么事？”
　　“就是荣德生被绑票的案子，委员长限令破案，兄弟看你去最合适，对吧？”
　　
　　黄锦堂心里越来越惊疑不定，呐呐不语。毛森忽然厉声道：“你最近经常在上海和无锡，难道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吗？！”黄锦堂慌乱表情越来越难掩饰，只支吾着说：“小弟无法预料，依处座的意见……”
　　
　　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

[呜呼哀哉]

　荣德生一案中，“肉票”被绑，家人出巨款赎回，然后案破，罪犯受惩，这是绑票案的“正剧”。下面我们来看看绑票的一个“喜剧”，那就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绑。
　　
　　对读书人来说，商务印书馆可谓大名鼎鼎。它创办于1897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在民国时期，《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都出自这家大型出版机构，他们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学术名著和外国小说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出版界巨头，即便是不读书的人，只要上过小学，就必定接触过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
　　

[呜呼哀哉]

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收到张元济的信后，又接到两次绑匪电话，催问钱备齐没有。张家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就提出谈判。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谈判地，叶、李二匪似乎知道绑的不是大鱼，就把赎款又降到15万元；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张家负担能力，一再请求再减，谈判陷进了僵局。
　　
　　被囚的张元济绑匪命四人看守，其中二人一老一少，老的似乎有病，咳嗽不止。张元济被安排睡一张破床，而看守者睡地上，在深秋夜间只能相偎取暖。
　　
　　张元济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干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定所获甚丰吧？看守老头叹道，这事又缺德又提心吊胆，可钱到我们手上又能有几个呢？要不是没有别的活路，谁愿干这个啊，在家里都是说在外做小生意呢！张元济观察着他，关心地说你身体象有病，该看医生啊。老人更加叹气，说穷人哪有看医生的钱，拖一天是一天，死了拉倒。
　　
　　张元济对他十分同情，就说：“我粗通些医道，给你开副药吃吃试试吧。”说着拿起绑匪要求他写信的纸笔，写下一个药方交给老头。老头双手颤抖着接过，眼角泛出泪光。

[呜呼哀哉]

　其他看守都对张元济产生了崇敬，也谈起自己身世，都是讨饭出身、失业已久之苦命人。张元济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劝他们一有正路还是赶快洗手，他们连连称是。在这期间，看守发现张元济里面的绒线衣上有个洞，这哪是富人的样子，觉得头领这次是真的绑错人了，对张元济的好感中又多了愧疚。
　　
　　10月21日，叶、李二人又手持张元济亲笔信与张家谈判。信中说在被囚期颇受优待，不必担忧；现在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筹齐。
　　
　　绑匪实在想不到这回绑的竟是这么个“阔佬”，虽然那么大名气，却居然2万元依然凑不齐！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只筹到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解囊相助，好不容易也凑了5000元，合计1万，离绑匪开的价还差一半！
　　
　　张元济的侄儿将这1万元钱交给叶匪，恳求就此赎票。为绑错人而懊恼不已的绑匪看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了，就于10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在虎口度过6天之后，张元济获得了自由。临走之时，看守他的人依依不舍，紧握着张元济的手对他说：“等我们改邪归正之后，再来见您老！”
　　
　　张元济对自己这段经历啼笑皆非，被绑期间写给好友高梦旦的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
　　
　　由开价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5万元，然后降到2万元，最后以1万元安全赎出，对于绑匪来说，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也是绑票案中的罕例；而被绑票期间，“肉票”居然与匪帮看守结下了友谊，对他们进行了感化，这番情景更是少有。所以说，文化名人张元济被绑是绑票案中的“喜剧”。
　　
　　看过了荣德生的“正剧”和张元济的“喜剧”，现在该来看看绑票案中的悲剧——1940年，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化工大王”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呜呼哀哉]

　1893年生于上海的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他出身商贸世家。少年的方液仙酷爱化学，对化学工业尤其感兴趣。1912年，20岁的方液仙拿着母亲给的1万元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
　　
　　创业之初的方液仙有过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期，连续几年，他的产品虽质量优良，却总打不开销路，曾对朋友抱怨：“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到1919年，借助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的东风，不到两年时间扭亏为盈；此期间他又得到四叔方季杨的大额投资，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923年，方液仙推出中国最早的国产牙膏“三星”牌牙膏，这种牙膏的口感、香味和使用效果都极佳，且只售2角一支，比7角一支的美国“丝带”牌牙膏便宜许多，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民国时一个著名的民族品牌。1949年后中国牙膏生产基地、著名的上海牙膏厂，前身就是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牙膏生产部门。
　　
　　方液仙经营出的民族化工品牌还有“剪刀”牌肥皂、“三星”牌蚊香和“观音粉”、“味生”两个牌子的味精，这些产品都行销一时，不但国内同行无法争锋，还把日本和欧美的同类洋货都挤出了市场。
　　
　　方液仙生意越做越旺，1931年到1940年，中国化学工业社收益年胜一年，号称“十年全盛”；到1940年，他身兼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负责职务，不仅在上海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全国都大名鼎鼎。
　　
　　方液仙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在化学工业社厂区办起伤兵医院，支持十九路军；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他再次出资创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专家为伤兵诊疗。
　　
　　1940年的上海，华界处在日本占领和汪伪政府统治下。方液仙便成了日本极力拉拢的工商界名人，日本多次游说方液仙，要以极优惠条件和他“合作经营”，被他拒绝；汪伪政府也希望他加盟，陈公博派人劝说他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长，方液仙说：“我是开厂做生意的，不懂政治，只会经商，当不来大官。”不但不从，反而劝告来人不要与汉奸同流合污。
　　
　　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经济上又富甲一方，这两个条件正好是一个邪恶力量的绑票对象——这个邪恶力量就是汪伪特务组织。
　　
　汪伪政府在南京，其特务总部却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这个简称为“76号”的地方是出名的魔窟。76号大头目是李士群，他手下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向他进言，说方液仙是如何如何有钱，且他不和日本合作，正好可将其绑来，以此为罪名狠狠敲一笔。李士群深感可行，一番策划，方液仙的没顶之灾就要来临。
　　
　　方液仙本来就树大招风，又以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出名，亲友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的妻子钱彬英就劝过他出国。方液仙认为反正我只做生意，其他不问，日本人也不敢将我怎样。他没想到，日本人倒未必要他的命，他的76号内的“同胞”却在对他的财产垂涎不已，绑票魔爪就要伸到他头上。
　　
　　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接到一个熟人电话，说有南洋来的一位巨商要和他洽谈生意，于是双方约好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早上，方液仙如约出门，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就是76号设下的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汽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汽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七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知道碰上了绑匪，狂呼“有人绑票！”；绑匪拿枪顶住他，勒令不得出声。方液仙不管不顾，拼死呼喊。绑匪慌了手脚，一枪打在他小腹上，方液仙重伤昏死。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驶而去。
　　
　　方家焦虑万分，四处报警。面对如此猖獗的绑匪，星加坡路一时风声鹤唳。警方多方打探，没有一丝线索；方家苦等绑匪来电来信联系赎人，也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人们不解于绑匪为何在绑票成功后不联系其家属勒索钱财，哪能想到这回绑匪是76号的特务组织；他们绑票同样是为了钱，可方液仙落入他们之手以后，因坚决不合作，不几天就被折磨而死！
　　
　　绑走方液仙后，看到租界巡捕追来，绑匪没敢直接把车开到76号，怕跟接到报警的租界巡捕房警车迎头而遇，他们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后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肉票”到手，吴世宝欣喜若狂，当晚赶回76号，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然后，吴世宝露出绑匪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
　　

[呜呼哀哉]

　　不料方液仙根本不吃这一套，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这伙人就是匪徒！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脑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
　　
　　“肉票”已死，李士群严命不得承认绑架方液仙一事。
　　
　　久等绑匪联系而不得音讯的方家乱成一团。方液仙的妻子钱彬英没有想到此案出自特务之手，只连连朝黑道打听，还专门找了黑社会头号人物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
　　
　　消息最终从一个叫李祖莱的人那里透露出来。李祖莱是杜月笙门生，又是汉奸特务组织成员，他还是吴世宝妻子佘爱珍的情人！钱彬英本是托他在黑社会中打听，他却从佘爱珍处无意中知道了方液仙在76号，立即通知了钱彬英。
　　
　　钱彬英一听事关76号，不敢怠慢，赶紧开出几张汇丰银行的巨额支票，亲自赶到76号头目李士群家中，开门见山说我家先生被你们抓起来了，请帮忙放人。李士群故作惊讶，又“愤怒”地质问钱彬英从哪里听来的谣言。钱彬英不在话上和他多缠，递上巨额支票，只说烦劳帮忙。
　　
　　李士群明知方液仙已被手下杀害，却照样心安理得收下这一大笔钱，说“帮忙调查”；付出了钱的钱彬英还是见不到丈夫，再求李祖莱，李祖莱已从佘爱珍处知道方液仙已死在吴世宝手上，不好直说，只叫钱彬英去找吴世宝设法。
　　
　　于是，黑心的吴世宝杀害方液仙之后，又堂而皇之从方妻手中收下一大笔钱，以“好心的帮忙者”的身份去“调查”方液仙身在何方。最后，他让李祖莱转告钱彬英，说他经过“多方调查”，总算知道方液仙已经死了，谁人所为“探查不清”，方液仙尸体在万国殡仪馆。
　　
　　方家付出一二十万的巨款，所得只是方液仙一具冰冷的尸体。绑架杀害方液仙的汉奸特务，在方液仙死后照样向焦心如焚只求人票平安的方家收索大笔金钱。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就是专干绑票案的惯匪也做不出。按绑票团伙的规矩，得了赎金，立即放人，荣德生案和张元济案都是这样。这是为了绑匪的“信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不管出不出钱，“肉票”都是死，就不会按勒索交钱，只会报警严缉绑匪了，这只会断了绑匪的财路。
　　
　　76号贪婪而毒辣的汉奸特务们却没有任何“规矩”。每一起绑票案本都是悲剧，但象方液仙之死这样的，是悲剧中的悲剧。
　　
　　方液仙惨遭杀害后，中国化学工业社为了业务正常进行，对外密而不宣，仍以方液仙名义经营。但真相终究大白，上海企业界愤慨万分。不久，日本二战时官方重要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来上海做拉拢企业界人士的工作，企业家们找到了控诉出口，纷纷表示，和李士群、吴世宝这样毫无人性之徒怎可合作？日本人搞清方液仙案后，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些特务因私人贪欲而为他们的侵略起了反作用，又见李士群等势力越来越大，有养虎成患之忧。
　　
　　于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胆敢抢劫日本银行的吴世宝先被日方毒死；到1943年，时任江苏省伪省长的李士群在百般防范下，还是被日本设计以一个饼干毒杀……
　　
　　浪奔，浪流，滔滔黄浦江奔涌不休，带走多少上海往事。猖獗的“绑票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重读这一页风云，只会增加我们对良知、正义、秩序和法治的呼唤；同时，也愿每一座繁华都市的灯火，能照亮所有想过正常生活的人的本分愿望，不再在城市的流光溢彩背后，滋生出那么多的阴影和罪恶。

[呜呼哀哉]

　●●●先入狱后被暗杀：李鸿章的纨绔长孙在民国●●●
　　
　　
　　英国人有一项特殊的崇拜：崇拜“贵族”。这个“贵族”并不简单就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名望的人，关键是要有“家世”；也就是说，必须是连续多少代都是高人一等的“人上人”，这才叫贵族。没有这个家世，即使你再威风八面，也只能叫“暴发户”了，英国人表面尊敬，心里是瞧不起的。
　　
　　贵族的值得崇拜之处就在于，连续多少代的养尊处优，能让人形成一种脱尽平民习气的气质——所谓“高贵”。这个高贵气质是从金钱、权势、地位里来，但更是时间和历史的沉淀。真正贵族的形成条件是很苛刻的，所以人们常说，养成一个真正的贵族至少要三代人的时间。
　　
　　中国晚清以来巨变频繁，权利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台，哪能留出三代人的时间去宽裕地培养起贵族呢？真正有资格叫贵族的，首先当然是溥仪及他的皇室，可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这支真正的贵族一下变成了落水狗，什么气派、风度都玩完；其次就是晚清重臣家族，然而民国建立后，国家的权力和资源转移到了一帮军阀手里，他们也失了势，贵族养成之路又被打断；民国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了一批新贵，可这批新贵的命更不好——民国短短38年就覆亡了，留在大陆的民国贵族的命运不用多说，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以侮辱和摧残他们为乐，被整得连个人样都没有，还谈何“贵族”？
　　
　　晚清有前后相继的两大重臣，即李鸿章和袁世凯。开始生活在民国的，李鸿章家族是孙子辈，袁世凯家族是儿子辈。
　　
　　袁世凯做了四年民国大总统（其中83天“中华帝国”皇帝）死后，儿子里基本没有有大作为之人。那个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在父亲死后继承大笔遗产，光现金就有40万大洋，全被花天酒地的他在短时间内挥霍殆尽，到1949年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要靠救济过活了。以“名士”自命的次子袁克文，算得上是位书画家，可同样花钱如流水，自己名下的财产也没顶住多少年，后来经常卖字卖画；他还加入青帮，成了辈分极高的“老头子”，吸毒嫖妓，无所不为，直到1931年42岁时病逝。
　　
　　不过袁世凯的孙子辈大有出息。袁家骅、袁家骝皆为著名科学家，袁家骝夫人吴健雄，是有“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的大物理学家。当然，这都已经是民国走进历史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让我们从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经历，看看没落贵族在民国的命运。

[呜呼哀哉]

　　李鸿章家族堪称晚清第一家。他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顶梁柱，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1901年11月7日，这位以兴办洋务和主持外交而引来诟病无数的安徽合肥人撒手人寰，临终老泪纵横，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做等闲看。”
　　
　　李鸿章早年无子，曾以四弟之子为嗣，后得子李经述、李经迈。李国杰就是李经述长子。
　　
　　因为爷爷的关系，李国杰深受慈禧太后宠爱，12岁就被授予二等侍卫；李鸿章死后，李国杰进见慈禧太后，老太太见到这位当年亲密战友的后人，感伤不已，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话；1906年，25岁的李国杰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1910年，承袭了祖父爵位的李国杰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授出使比利时大臣。
　　
　　清朝的最后10来年中，李国杰以坐在惊马上一样的速度一路飞黄腾达，是否有其祖父一样的才干倒未见表露。只知在1909年，慈禧太后在东陵普陀峪下葬时，李国杰看到陵区树木上架有电线，且灵柩过处有人沿途拍照，即狠奏负责葬仪的直隶总督端方一本，致端方被革职。
　　
　　在出使比利时期间，李国杰的出手阔绰在布鲁塞尔甚是有名，一帮比国无赖环绕于其周围，怂恿他大把花钱，从中渔利。1911年辛亥革命后，李国杰留任，几年下来，把公款花出了一个大窟窿，无法交差，幸好那时中国当政的是袁世凯——袁氏是其祖父李鸿章在晚清大力举荐的接班人，自然也对恩人孙子不薄，拨付银元40000过去，李国杰就此回国。
　　
　　1914年回国后的李国杰在上海做“寓公”，也就是坐拥爷爷的庞大遗产清闲度日。不能说李鸿章没为国操劳过，但他显然跟同是合肥人的北宋包拯不是一路：李鸿章死时，遗产价值白银1000万两之巨。
　　

[呜呼哀哉]

　此时清帝已经退位，但李国杰对清室的感情依旧。他问袁世凯，能否进宫朝见太后。袁世凯有些不悦，就很有情绪地说：能啊，你是谁啊？侯爷嘛！别人不能，你还不能？李国杰真就跑到紫禁城里拜见了隆裕太后。失势的隆裕在宫里冷冷清清，见小李这么有良心，就泪眼婆娑跟他推心置腹地谈；李国杰被感动，也赤胆忠心地猛侃一气，说爷爷李鸿章真是看错了人，不该叫袁世凯接掌北洋，以至于让皇上和太后沦落如此！
　　
　　李国杰出宫后，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叫来他，说你小子要不是中堂大人的孙子，现在脑袋恐怕不在脖子上了。李国杰大惊，问是为何；徐世昌说你在宫里扯了些什么淡？李国杰更惊，问你怎么知道？徐世昌说别说是你的话，就是你中午吃的什么菜我都知道！
　　
　　袁世凯那时正在开始做皇帝梦，这个名门之后的李国杰怎么说也有他的影响力。袁世凯和李鸿章都是清朝重臣，如果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而这个李鸿章家的李国杰却忠心耿耿站在老皇族那边，对比之下，袁世凯不是贼子是什么？因此，袁世凯要搞定他。
　　
　　先让徐世昌出面严厉警告，然后又来手软的。1914年，李国杰被拉进参政院做了参政，月领500大洋干薪；接着，袁世凯又请人做媒，让儿子袁克义娶了李国杰的长女。这样，李、袁这前清两大重臣家族就成了一家人。
　　
　　1918年，李国杰又在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参议院当了议员，这也是闲职。1924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
　　
　　上海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一个和江南制造总局齐名的大型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以水路运输为业务，成立后在盛宣怀——一个被著名商人胡雪岩称为“外君子而内小人”的精明干将——的经营下，迅速把航线开辟到日本、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引起外国航运公司的嫉恨；几经竞争，上海轮船招商局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相并列的三大轮船公司之一。
　　
　　到1900年，上海轮船招商局除在全国通航，在各地购置大量房产、修建仓库码头外，还增添了20余艘轮船，投资开发了唐山等处煤矿，还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正常情况下，上海轮船招商局每年净利润可得30万两白银，成为实业界的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他在一封信里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外国对此项成就也很羡慕，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酸溜溜地对负责实际工作的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国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
　　
　　进入民国后，这家财源滚滚的大公司依然把持在前清官员及其子弟手里；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业务的总办（总经理）由盛宣怀圈内的人担任。1916年，盛宣怀去世，李国杰顶了他的缺，任董事；1924年，大股东李国杰当选董事长。
　　
　　李国杰在晚清春风得意，可民国以来始终没干过任何一个实缺。这下总算得到一个既有地位又有实惠的好职位，满心欢喜。不料时局变幻，他的挥霍天性还未来得及尽情放纵，就发现这个董事长当得跟前任比是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