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

[呜呼哀哉]

　10月30日,清廷向全国下“罪己诏”，这也就是自我批评，检讨以前的错误做法，宣布实行宪政，大赦政治犯，并表示今后再也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
　　
　　这个表现十分不错，可惜晚了。在撑得住的时候死命抓着统治权不放，等眼看就要完蛋，再来做早就应该做的事，以求挽回局面，历史已不会再给清王朝机会了。
　　
　　火候已到，袁世凯不再装腔做势，当天启程赶往前线，第二天到达信阳，和荫昌做了交接；11月1日抵达孝感，正式督师。
　　
　　奉派来武昌的北洋军在原先荫昌带对队时一直懒洋洋，现在袁老帅要来了，北洋军马上抖擞精神，要给他一份礼物。10月29日北洋军就狂攻汉口；这个时候，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终于经香港、上海抵达了武汉，立即上前线指挥战斗。革命军在北洋军的猛攻下不支退守，黄兴的到来给革命军打了一剂强心针；北洋军的前敌总指挥见冯国璋见革命军忽然士气大振，就来个纵火助攻，把个繁华的汉口华界三天后烧成一片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
　　
　　袁世凯一出山，果然就立即扭转局面。攻下汉口这一天，清廷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感恩戴德，再接再厉，剿灭革命军。
　　
　　已经手握清朝几乎全部资源的袁世凯此时哪里还在乎这个要靠自己救命的**的封赐，他没有回京就职。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已经在心里动了取清廷而代之的念头，如果接受任命，等于又受了一回皇恩，以后跟清廷翻脸的时候，会有人骂他忘恩负义、不是东西。
　　
　　11月8日，清末预备立宪中成立的带点议会色彩的资政院开会，根据《宪法信条》，“选举”他为内阁总理。这个总理是资政院“选”的，不是你**封的，袁世凯心里没有障碍了，这才带着大队人马，威风八面地回京就职。
　　
　　此期间，冯国璋按袁世凯的命令又猛攻汉阳，几番激战，27日汉阳陷落。指挥战斗的黄兴败退武昌，黎元洪急得放声大哭。
　　
　　冯国璋打得顺手，正要再下武昌，袁世凯从北京亲拨长途电话制止。冯国璋莫名其妙，一次又一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请战。袁世凯无法解释，就把冯国璋调走，改派段祺瑞接手第一军。
　　
　　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现在已经没有保卫**、剿灭反贼之心，他要做的是先养敌，敌人存在，他袁世凯就无比重要，要怎么样清廷就让他怎么样；而给了革命军厉害，让革命军明白只要我老袁猛打，你们就得完，革命胜利还是失败，决定人是我。如果你们懂得尊奉我，我就让革命胜利。
　　
　　这个心思又周密又长远，冯国璋虽是他亲信大将，也没明白过来；还是段祺瑞跟他更贴心，段祺瑞到任后就陈兵不动，武汉战事立即停止了。

[呜呼哀哉]

　按袁世凯的实力，他可以先发狠把南方革命一一剿灭，再呼啦一下把清廷掀个底朝天，然后天下姓袁。然而这样的做法虽然高效，但也太“狼子野心”了。他是个智商极高的人，要体面地登上权力颠峰，因此调动他的满腹心计，对清廷和对革命党进行“两条腿走路”。
　　
　　他一方面让清廷看到他在武汉节节胜利，一方面又大叹困难，大讲给革命军如何厉害，民心如何躁动，唬得王公贵族大气不敢出，把一切都交到他手里去操弄。对清廷连哄带吓，而对革命党人，则是又打又拉。
　　
　　在启程南下的时候，他就命幕僚刘承恩一再写信给黎元洪，说希望和平了结，免得刀兵大动。黎元洪开始未予回复。在北洋军的猛烈攻势下，湖北军政府认识到袁世凯如今是全国最有份量的人，若他为清廷卖命，则革命难成；若他能反正，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于是黎元洪回信，说你何苦为清廷效命，你为什么不倒戈北击，将来选举民国总统，那不就是你的了吗？
　　
　　这句话就是袁世凯要的！袁世凯十分高兴，派人秘密来到武昌，和黎元洪面谈，说只要你们接受君主立宪，保留一个虚位皇帝，就什么都好说。黎元洪一听原来是要君主立宪，立即一口拒绝。当了20天的都督，黎元洪已经很有革命党人的感觉了；另外，他觉得不把皇帝彻底铲掉，他这个背叛**的“逆贼”就会前程未卜。
　　
　　这次会谈无果收场，黄兴又给袁世凯写信，劝他“直捣黄龙”；袁世凯再派刘承恩携带亲笔信前来，信里说的还是如接受君主立宪就停战，否则武力解决。刘承恩解释道：袁世凯三代都受皇恩，能不保**吗？人之常情嘛！黎元洪哼了一声：保**？你保吧，保完以后还不是狐兔尽走狗烹，想想年羹尧吧！他再次表示，如果袁世凯能倒戈灭清，将来一定选举他为民国大总统。
　　
　　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在汉口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总统。”
　　
　　袁世凯几番唠叨君主立宪，要的就是一个让别人说他不负皇恩的效果，实际上，他的个人野心再加差点死于载沣之手的寒心，对清廷哪里还有什么忠诚？别说三代受恩典，就是三十代也不成！难道我们老袁家是白受恩典没给你们爱新觉罗家干活吗？！黎元洪所说的狐兔尽走狗烹，他岂有不知？就在当初**决定起用他的时候，他的儿子袁克定当时就说：平乱之后，**一度过危机，老爸您是更没有好结果的！
　　
　　现在不忘皇恩的姿态做了，满心盘算的大总统人家许诺了，袁世凯心花怒放。

[呜呼哀哉]

在南北议和期间，一个人差点把袁世凯的计划全打乱。这个人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爆发、荫昌领兵南下镇压时，他主动请战，想带兵湖北，与革命军接应，但清廷对他早已生疑，令其回保定待命。1911年10月20日，山西革命军击毙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乱了手脚的清廷又突然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希望他去和革命军厮杀。此时清朝大军正在袁世凯、冯国璋的带领下去了武昌，京城防务空虚。吴禄贞见机会难得，准备与山西革命军来个夹击，端掉北京。
　　
　　这个计划一实现，袁世凯承诺逼清帝退位、革命党人承诺推选他当大总统的算盘就白打了——皇帝退位用不着你了，人家吴禄贞直接把它推翻了嘛！
　　
　　袁世凯大大着急，立即不择手段。11月7日，被袁世凯收买的周符麟、马惠田在吴禄贞办公室将其暗杀，周符麟将吴禄贞的头割下向袁世凯请赏。后来，山西人花重金将透露购回安葬，至今墓地尤在。
　　
　　就在袁世凯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的时候，清廷发现他很不对劲：在把所有权力交给他之后，武汉战事却嘎然而止，北洋军再也没有向革命军发起象样的进攻。本来就对袁世凯很不放心的清廷开始议论纷纷；接着，袁世凯私下与革命军议和的消息果然传到北京，北京顿时掀起反袁浪潮。
　　
　　在12月5日，各地政权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现在**代表3岁宣统皇帝的头号人物换成了裕隆太后。裕隆召见袁世凯，责问他私下议和是咋回事。袁世凯早有准备，狂侃革命军如何如何厉害，财力如何如何充足，而我们这边，京师多么多么危险，钱粮多么多么匮乏，打是打不过革命军的，趁早谈和，还能搞个君主立宪，保留皇帝，如果不议和，兵败之后，那可就惨喽！
　　
　　说载沣无能，这个裕隆太后才真是个幽居深宫、毫无见识、懦弱怕事的妇道人家，听袁世凯这样一番“有理有据”的称述，吓得哪里拿得出主意，心里只想议和能保住皇帝，那就议和吧。12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就再不必偷偷摸摸和南方革命军往来了
　　

[呜呼哀哉]

　到底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袁世凯和革命军拉锯来拉锯去，这时已独立的各省急需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号令。12月12日，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商讨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一听急了：要建临时政府，那肯定就要选临时总统，老袁现在还是清朝重臣，不可能选他！
　　
　　袁世凯放出风声，说清廷也不是不能接受共和，但要到国民会议召开以后再说。这就是暗示南方暂缓选举。独立省代表会议进行中，袁世凯令北洋军向已独立的山西、陕西发动猛攻，以提醒革命党：说话要算话，别选了别人当总统啊！
　　
　　考虑到实际情况，南京会议决定暂缓选举总统，只选黎元洪为大元帅，暂代总统职务。
　　
　　袁世凯现在难办的是他要当大总统，就得答应革命党人把皇帝搞掉；而保留皇帝，又是清廷可以接受的底线。两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袁世凯没法折衷调和。
　　
　　当然，袁世凯可以快刀斩乱麻，不跟**罗嗦，直接推翻了它，什么溥仪载沣裕隆都没资格讨价还价了。但这样，清朝就亡在了他袁世凯的手上。清朝亡在谁手上，这个问题很重要：亡在孙中山之手，那孙中山就是开国元勋；而亡在他袁世凯之手，那袁世凯就是篡位贼子——袁世凯认为历史评价大不一样，他不愿意担这个万世骂名。因此他放缓行动，等待和创造时机。
　　
　　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先当选临时大总统，然后把位子让给了他，这样他就是得位于孙中山，而没清廷什么事了。
　　
　　1911年12月25日，在革命党人和民众的望眼欲穿中，孙中山终于由海路抵达上海码头。中国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奔走、浪迹国外14年后，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整整75天。
　　

[呜呼哀哉]

　根据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披露的海外可靠史料，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里一家华人餐馆洗盘子谋生；起义后第三天，他在报上看到消息，身边朋友一片欢呼。
　　
　　尽管国内电报一封又一封飞来，报告喜讯，请他赶快回国主事，孙中山却没有急于启程，他考虑的是，新政权刚建立，首先要争取国际支持；而且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一定需要大量经费，还要争取列强的经济支援。他去了欧洲。
　　
　　这趟欧洲之行没有达到预想。英法看到中国正是清廷和革命党对垒之势，说不好谁会胜利，就跟哪一边也不亲热，先持观望态度，英法政府和各大银行对孙中山的募款要求予以婉言拒绝。
　　
　　11月中旬，还在为民国的未来在海外奔走的孙中山致电国内，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对黎元洪提出的只要袁世凯反正就推袁为总统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但求早巩国基”。
　　
　　随同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有胡汉民、吴敬恒、马君武等，黄兴、汪精卫、陈其美和大批民众到码头迎接。大家相见狂喜，孩子般拥抱跳跃。久闻孙中山大名的民众这回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在慈禧太后时代，脑袋价格就从2千两银子涨到20万两的传说中的人物，兴奋万分。
　　
　　12月29日，独立17省代表共45人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每省一票，投票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浙江省的一票投给了黄兴），这就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一幕：国家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
　　
　　选举结果产生后，掌声骤起，钟乐齐鸣，参会者连呼三声：“中华共和国万岁！”，然后互相致以热烈祝贺，很多人的眼睛湿润了。
　　
　　那么多革命者浴血奋斗那么多年，为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封建”和“民主”这两个词汇都来自西方（“共和”一词中国倒古已有之），却最容易用汉语解释。
　　
　　——所谓“封建”，就是国家管理系统是通过“封”而“建”立起来，现在革命了，是通过“选”而“建”了；
　　
　　——所谓“民主”，就是和“君主”相对，以前皇帝是主人，现在全体公民是主人了。
　　
　　“革命”一词，就是“革去所受之天命”的意思。按中国古老的说法，一个国家在谁的手上，是因为这个人受了某种天命；但如果暴虐无道，这种天命就会被革去。
　　
　　历史的车轮，终于在公元1911年，革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受的所谓“天命”，从此，中国进入了没有皇帝的时代。
　　
　　1912年元月1日，南京原两江总督府改做礼堂，在数百位观礼者欢呼声中，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1911年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革命斗争，至此开出了灿烂之花；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这时达到了最高潮。
　　
　　黄花岗起义中百余位仁人，辛亥革命中那么多志士，以及晚清以来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先烈，此刻都在九泉含笑。
　　
　　中国，自此进入了民国时代。

[呜呼哀哉]

●●●从逼宫成功到称帝败亡：袁世凯的四年之路●●●
　　
　　民国是个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时代，民国史虽只有短短的38年，却可以划为好几个阶段。
　　
　　首先是1912年民国建元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16年即“军阀混战时期”；然后是1928年到1937年，这10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基本统一全国，是比较安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即所谓“黄金十年”；接着就是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最后是1946到1949年国共火拼，国民党败走台湾，民国终结。
　　
　　在这些阶段里，最叫人头大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常说的“走马灯般的军阀政权”让人眼花缭乱。这个16年，却正好可以划为四个4年，每路军阀各走四年马灯：
　　
　　第一个四年，袁世凯；第二个四年，段祺瑞；第三个四年，曹琨和吴佩孚；第四个四年，张作霖。
　　
　　袁世凯就是民国开国后第一个四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孙中山当选并就任临时大总统，这是民国的开篇，也是辛亥革命的高潮。但革命任务还没最后完成，北京的清廷还在，清帝退位才是这场革命的句号。
　　
　　这个句号要由袁世凯来画。
　　
　　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这是临时，你什么时候推翻**，我什么时候让你；在誓词中，孙中山面对全国人宣誓，清帝一退位，他就辞职。孙中山知道袁世凯心里不踏实，就职之后第二天再次给袁世凯去电，大总统的位子肯定让给你，你要抓紧行事，“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得知孙中山当选并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如遭雷击，深感受了革命党的愚弄；他的心腹亲信暴跳如雷，咬牙要“痛剿”革命军。孙中山一再来电说明，袁世凯只是不信，按他的心理，哪有大位到手然后轻易让人的？
　　

[呜呼哀哉]

　1912年元月14日，满腹疑虑的袁世凯秘电南方直接问：孙中山是真准备让我还是假准备让我？南方明确回电：清廷一倒，立即让你。
　　
　　袁世凯逐渐踏实起来。他还看到了接位于孙中山的天大好处：清室完蛋于孙中山任总统时期，我再从孙中山手里接总统之位，这可不是我从孤儿（溥仪）寡母（隆裕太后）手里夺的天下，乱臣贼子的骂名就安不下来了，太好了！
　　
　　元月16日，袁世凯上奏折，第一次向隆裕太后提出要清帝退位。奏折里说，全世界的政制，不过是君主和共和两种，如今环顾全球，共和是潮流。武昌暴乱之后，我们和南方开战以来，经济损失很大，列强很不满，认为是君主制的存在乱了天下。现在是革命党不要君主，民心不要君主，洋人不要君主，而且，连我们的部队对君主也没感情了！这么发展下去，结果难料，想想法兰西大革命，皇家的命运是给杀得一个不剩。太后您一定要好好考虑，早顺今日舆情，免得“乘舆出狩”，也就是不要最后给撵到荒山野地里去、乃至更糟糕的下场呀！
　　
　　这个奏折的分量可不轻，隆裕太后读后的反应是：呆若木鸡，然后泪如雨下。她一贯以“孤儿寡母”自怜，把希望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指望着他扭转乾坤，不料这棵大树竟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可如何是好！
　　
　　跪在太后面前的袁世凯观察着隆裕太后的反应，见隆裕哭了，他也跟着掉下眼泪来。
　　
　　这就是政治大人物的过人之处。他告诉自己，跪在太后面前这个袁世凯，可不是那个跟革命党串通一气，密谋一起搞掉皇室，然后自己统领天下的袁世凯；现在这个袁世凯，是一个要尽忠保护皇室，可已无力回天、只能无限愧疚的袁世凯。这两个角色的转换，在他毫不困难。
　　
　　应该说，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肯定不在演艺界。
　　
　　袁世凯流着泪，很响地抽着鼻子，断断续续地劝着隆裕；头脑一片空白的隆裕只能木然应着，说再跟王公们商量。
　　
　　终于把埋在心里很久的话摊牌了，效果不错，心情很好的袁世凯做步履沉重状从宫里出来，却差点遭受没顶之灾。
　　
　　北方三位革命党人正在身怀炸弹等着他！
　　
　　袁世凯跟南方谈和，同时对北方革命党残酷镇压。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张先培、董之萌、李献文三人组成暗杀团，决意要袁世凯的命。
　　
　　三人在东华门外，等袁世凯的马车走近，连连投弹。爆炸声中，死伤数人，袁世凯的马车被炸翻，袁世凯被掀出车外，却没受伤，被卫兵立刻扶上马迅速逃走。
　　
　　死里逃生的袁世凯当然被吓得魂飞魄散，惊魂甫定之后，却发现这次挨炸对他大大有利。第一，总怀疑他和革命军勾结要夺清室江山的人们看到，革命党是要杀袁世凯而后快的，哪有什么勾结！第二，袁世凯正可借机大讲革命党多么厉害，在北京已无孔不入，向清廷进一步施加压力。　感到如此不安全，袁世凯不敢在北京呆下去，提出清廷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暂设天津。
　　
　　在隆裕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溥伟、善耆、铁良、良弼等王公贵族第一坚决反对共和，决不让位；第二坚决反对让袁世凯到天津暂设临时政府。
　　
　　懦弱的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在强硬派的支撑下，她强打精神，等待转机。
　　
　　清廷的强硬派溥伟、铁良、良弼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向革命党妥协，这个团体中最为激进、居于领袖地位的，是少壮派良弼。隆裕不难搞定，而这个死硬分子良弼的宗社党，不管对于革命党人还是对于袁世凯，都是实现目标的大障碍。
　　
　　袁世凯向南方传话，逼宫有进展，但宗社党作梗。
　　
　　习惯了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党人再次祭起法宝——暗杀！
　　
　　元月26日晚，24岁的四川人彭家珍经过谋划，守侯在四四牌楼红罗厂良弼府邸门外。开完御前会议回家的良弼刚走下马车，身着军官服的彭家珍喊一声：“良弼兄！”走上前去。
　　
　　良弼听到有人亲热地呼唤他，就停下脚步，疑惑地问：“你是谁呀？”彭家珍说：“怎么，不认识我了？”说着递上一张名片。
　　
　　在昏暗的室外光线中，良弼把名片凑到眼睛前仔细看着。这时，彭家珍从包里掏出一颗炸弹，砸在良弼脚下！
　　
　　徐锡麟刺恩铭那一幕几乎重演，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良弼大惊，跳后一步，拔出佩剑就准备格斗，同时卫兵哗地围了上来。
　　
　　也许是吸收了徐锡麟的教训，这次彭家珍准备了一大把炸弹放在包里。一颗不炸，他立即再掏出一颗，砸在地上。
　　
　　一声巨响，血肉横飞，良弼、彭家珍和8名卫兵、1名马夫同时倒在血泊中。
　　
　　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被炸断一条腿，被立即送去做截肢手术，因大出血于两天后死去。
　　
　　良弼被炸死，整个北京强烈震荡；王公们魂不守舍，纷纷逃出北京，到青岛、旅顺等地躲避。皇室强硬分子的障碍排除了。
　　
　　只需要对付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加紧逼宫，他授意印制了假报纸送进宫中，上面大造清帝退位的舆论，并刊登多条“新闻”：说美国送了三艘军舰给孙文，华侨集资制造军舰10多艘，；官兵都是华侨子弟，由美国训练而成，聘请美国军人在舰上指挥；孙文回国后，这些军舰已部署在威海卫，如皇帝再不退位，就要进攻天津、北京……
　　
　　隆裕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袁世凯更收买她的贴身太监小德张，天天在她耳边说快快退位吧，主动退位了还能有优待条件；如果是被赶下去的那就可屁也没有了啊！

[呜呼哀哉]

　感到如此不安全，袁世凯不敢在北京呆下去，提出清廷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暂设天津。
　　
　　在隆裕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溥伟、善耆、铁良、良弼等王公贵族第一坚决反对共和，决不让位；第二坚决反对让袁世凯到天津暂设临时政府。
　　
　　懦弱的隆裕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在强硬派的支撑下，她强打精神，等待转机。
　　
　　清廷的强硬派溥伟、铁良、良弼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向革命党妥协，这个团体中最为激进、居于领袖地位的，是少壮派良弼。隆裕不难搞定，而这个死硬分子良弼的宗社党，不管对于革命党人还是对于袁世凯，都是实现目标的大障碍。
　　
　　袁世凯向南方传话，逼宫有进展，但宗社党作梗。
　　
　　习惯了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党人再次祭起法宝——暗杀！
　　
　　元月26日晚，24岁的四川人彭家珍经过谋划，守侯在四四牌楼红罗厂良弼府邸门外。开完御前会议回家的良弼刚走下马车，身着军官服的彭家珍喊一声：“良弼兄！”走上前去。
　　
　　良弼听到有人亲热地呼唤他，就停下脚步，疑惑地问：“你是谁呀？”彭家珍说：“怎么，不认识我了？”说着递上一张名片。
　　
　　在昏暗的室外光线中，良弼把名片凑到眼睛前仔细看着。这时，彭家珍从包里掏出一颗炸弹，砸在良弼脚下！
　　
　　徐锡麟刺恩铭那一幕几乎重演，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良弼大惊，跳后一步，拔出佩剑就准备格斗，同时卫兵哗地围了上来。
　　
　　也许是吸收了徐锡麟的教训，这次彭家珍准备了一大把炸弹放在包里。一颗不炸，他立即再掏出一颗，砸在地上。
　　
　　一声巨响，血肉横飞，良弼、彭家珍和8名卫兵、1名马夫同时倒在血泊中。
　　
　　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被炸断一条腿，被立即送去做截肢手术，因大出血于两天后死去。
　　
　　良弼被炸死，整个北京强烈震荡；王公们魂不守舍，纷纷逃出北京，到青岛、旅顺等地躲避。皇室强硬分子的障碍排除了。
　　
　　只需要对付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加紧逼宫，他授意印制了假报纸送进宫中，上面大造清帝退位的舆论，并刊登多条“新闻”：说美国送了三艘军舰给孙文，华侨集资制造军舰10多艘，；官兵都是华侨子弟，由美国训练而成，聘请美国军人在舰上指挥；孙文回国后，这些军舰已部署在威海卫，如皇帝再不退位，就要进攻天津、北京……
　　
　　隆裕已经吓得六神无主。袁世凯更收买她的贴身太监小德张，天天在她耳边说快快退位吧，主动退位了还能有优待条件；如果是被赶下去的那就可屁也没有了啊！
　到这里，清廷已经大势已去。又害怕又不甘心的隆裕企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提出：接受共和，但要搞虚君共和，就是皇室再不问国事，保留名义上的皇帝。
　　
　　只差临门一脚了，袁世凯一边让其代表和南京临时政府商讨皇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一边使出杀手锏，2月5日，他授意段祺瑞以前线将领名义致电**，说谁再反对共和，将“率全体将士入京”，“挥泪登车，昧死上达”，电文语气为最后通牒。本来还想垂死挣扎的王公们在御前会议上声嘶力竭，袁世凯一言不发，将电文出示，反对退位者顿时面如土色。
　　
　　从紫禁城往外望去，太阳已经逼近西山。天低云暗，群鸦哀鸣。
　　
　　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和近支王公，讨论通过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修正案，11日，隆裕太后认可。
　　
　　优待条件共有三项内容。
　　
　　第一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8款：（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2）清帝岁用400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4条：（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7条：（1）与汉人平等；（2）保护其私有财产；（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从鸦片战争以来，就纷纷议论的清朝的末日真的到了。1912年2月12日，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天。
　　
　　隆裕太后偕同6岁的宣统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最直接葬送清王朝的袁世凯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葬礼，外务大臣胡惟德替他出席。

[呜呼哀哉]

　胡惟德率领13位内阁大臣一字排开。面如死灰的隆裕带着懵懂无知的小溥仪出来的时候，众大臣没有跪拜，而是一齐向隆裕和溥仪鞠了三个躬。这是事先说好的，几分钟后就要变为平民的皇太后已不想再继续昔日的威仪，哪怕最后一次。
　　
　　满心痛楚的隆裕向众大臣点头回礼，说：“袁世凯能把局面应付到今天，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能让南方满意，做到这些优待皇室的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议和的条件把国家的大权交出来，叫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让天下早点安宁吧！”
　　
　　她还在说肯定袁世凯的话，也许是并不知袁世凯深藏的一贯用意，真的感谢袁世凯鞠躬尽瘁，也许是心中虽对袁世凯的行为也有所悟，但考虑到退位之后无权无势的皇室还希望袁世凯关照，也只能如此措辞。
　　
　　说完，隆裕慢慢站起来，把诏书向胡惟德递去，由胡惟德再交给袁世凯，照会各国使馆。这一交，大清就要正式寿终正寝，辽阔的大好河山，再也不姓爱新觉罗了。尽管早已接受了这个无奈的事实，也做了百般的挣扎，到亲手交出268年的江山的这一刻，隆裕心中再次大恸，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说：“祖宗！祖宗啊……”
　　
　　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个诏书由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张謇的幕僚、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袁世凯最后审定。张謇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
　　
　　到今天能见到的历代帝王退位诏书一共十份，分别是东汉献帝刘协、魏元帝曹奂、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刘宋顺帝刘准、齐和帝萧宝融、梁敬帝萧方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西魏恭帝元廓、北周静帝宇文阐和清宣统帝溥仪。溥仪的退位与其他9位不同之处是，别人退位之后新皇帝立即产生，而溥仪这一退位，中国2123年的封建帝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
　　

[呜呼哀哉]

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是袁世凯加上去的。本来，袁世凯马上到手的大总统是孙中山所让；这样一加，面对革命党人，他可说他的权力来源是退位前的清廷，而不是你孙中山所赐。可对清廷，他又可说是孙文所让，并非篡位。
　　
　　袁世凯的逼宫，至此完胜。当天晚上，他在外务部大楼剪去了辫子。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当天，袁世凯致电南京，表示赞成共和，电文是：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二电后，就于第二天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和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篇咨文。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今后的所做所为，不由对南京方面如此做法深感遗憾。然而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未为清廷效力，只以2个多月时间就把清廷结果掉；如果手握重兵的他忠于清朝，对革命全力镇压，那共和胜利该要费多少周折啊。之前孙中山一再表示，只要他推翻清廷，我们就选他当总统；如今要求他做到的，他都做到了，这当然要履行承诺了。
　　
　　孙中山急于让位，还有一层经济原因。各地独立之后，前清留下的财政库存十分有限，而作战又急需要大量经费，各地财政上都捉襟见肘。孙中山归国之时，人们盛传他带回了大笔资金；在上海下船后即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钱，此前孙中山到欧洲筹款已经碰壁，就说：“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大家当然都热烈鼓掌，但在心里不由泛起隐忧。
　　
　　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总统大笔一挥：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呜呼哀哉]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估算：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一千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
　　
　　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几乎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孙中山交班给袁世凯，也有难以维持的原因。
　　
　　当然，孙中山们也深知此人半新半旧，可新可旧，如果真的象他说的，维护共和到底，那国家人民有福；可如果这家伙掌握民国以后，又象清朝一样搞起专制来，那可怎么办？
　　
　　孙中山首先为他准备了两个紧箍咒：首都定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办公。
　　
　　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北京势力太大，要把他从个人势力和封建势力都很强大的北京调到南京，他肆意妄为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当时革命阵营内部对首都到底奠都和何处一直有争议，有很多人觉得从全国版图来看，南京地处偏僻，当时又是个小地方，因此还是北京最好。孙中山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从制约袁世凯的角度，决定民国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南京。
　　
　　孙中山将定都南京和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这两条发给袁世凯，并催促他来南京就职。这两条的用意，袁世凯一望便知，心里冷笑：把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我到南京就职，你们正好欺负我是不是？调虎离山那么容易？
　　
　　于是袁世凯回一电，说，我巴不得早日到南京面聆诸公教诲，可现在这个北方的秩序，那是相当的乱：皇室刚退，心有不甘，在一些外人挑拨下还企图生事；蒙古那边，也很不稳；各国的驻京使领馆和商业机构也要保护。这些破事拖了我准备南下就职的后腿，也搞得国家变成了迟迟不统一的南北两部分，真是不好意思。现在看来，与其您孙大总统让位于我，还不如您接着当，等我把北方安定能之后就交给您，我辞职，去当一个逍遥快活的民国国民最好。
　　
　　看，说孙中山为国为民，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更大公无私。这份电文公布后，袁世凯“感动中国”，其支持率直线上升。

[呜呼哀哉]

　孙中山依然不松口，2月18日，授命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宋教仁、汪精卫等8人为成员，组成迎袁专使团，于22日启程走海路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对专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天津远迎；专使团抵京后，袁世凯打开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正阳门迎接；他还把东城煤渣胡同的前清贵胄学堂布置为迎宾馆。
　　
　　专使团向袁世凯递交了孙中山的亲笔信。袁世凯和专使团相谈甚欢，对南下就职问题，袁世凯再不推拒，一口答应，而且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说他准备走京汉线，先到武昌和黎元洪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专使团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喜出望外。
　　
　　就在专使团深感不虚此行的时候，元月29日晚，北京城忽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大群的士兵在街头又抢又烧。“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快抢个盘缠回家吧！”这样的声音在部队中一呼百应。当晚，乱兵所过之处，金银首饰店、饭馆及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北京仿佛又来了八国联军。
　　
　　一群乱兵张牙舞爪地冲进专使团的下榻处，9位专使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人人衣衫不整，缺鞋少袜，狼狈不堪。
　　
　　兵变前后绵延三日，扩大到天津、保定及更大的北方地区。
　　
　　兵变次日，袁世凯紧急召开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下令凡看到乱兵任意抢劫，立即格杀勿论。
　　
　　袁世凯痛心疾首地对专使团说：北京真是不稳啊，你们看到了吧！我一离开，那怎么得了？！
　　
　　这样一个过程，再加上袁世凯的一贯为人，不猜想这场兵变是他主使、是为不去南京找理由的都难。此事到底是不是袁世凯叫人干的，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最可能的是：兵变的策划者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先放出袁世凯一走，北京就要裁减军队，士兵就没活路的消息，然后由布置好的人挑头，抢劫焚烧泄愤，制造“北京不稳，袁世凯一走更得乱套”的现象。
　　
　　兵变的规模和乱象超过了策划者的预料。这里除了军队本来就存在欠饷、士兵有怨气借机发泄之外，还有个原因：中国首都从此要改在南京的消息，让一些北京人失魂落魄、窝火不已：以前咱们这是天子脚下，全国中央，多大的优越感啊，这下一迁都，立马就变成啥也不是了！于是一大帮街痞混混，跟着乱兵拼命起哄，希望能保住首都。
　　
　　的确，中国城市的兴衰受行政影响太大。1927年4月蒋介石定都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中央行政机关一迁走，北平市面立即冷清下来；到1949年，失去首都地位仅22年的北平已败落得不成样子，中共建国前清扫天安门为开国典礼礼台，竟挑下来好几担鸟粪！
　　
　　不管兵变是否袁家策划，目睹这一幕的专使团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实情。南京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立成定局。
　　
　　他又得逞了。

[呜呼哀哉]

　孙中山在给袁世凯设置两个紧箍咒失败之后，又筑起一道堤防：总统必须遵守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改政体为内阁制。
　　
　　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6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53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52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41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53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47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54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42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30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36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35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6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呜呼哀哉]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20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对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漂亮的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总理府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呜呼哀哉]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13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民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20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胜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10年修20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年薪3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