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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海的彼端』 如果相遇是出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为什么不能让你我记下它的坐标,在云和海之间的那道地平线,是不是我们彼此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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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4   第 16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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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 1 呜呼哀哉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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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杜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200万银元之巨。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的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4000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看见,杜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4000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具势力的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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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4   第 17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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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送了一份厚礼。章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在章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为杜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我想此事应不是凭空捏造,学术泰斗和黑道巨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终得到了章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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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4   第 18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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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社会”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会长,是企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脸,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附庸风雅”,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还是值得去趋附的。如果象今天,成龙周星驰牛群赵本山都是“兼职教授”、买了书号就可出书、给了赞助就可当文化社团理事,恐怕杜月笙对“风雅”就没那么大劲头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何况“粗人”们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敌视和仇视,君不见早些年的某些“工农干部”是如何对待文化和文化人的吗?“知识分子又怎样?还不是归老子管!”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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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5   第 19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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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自律和培养,杜月笙的整个气质形象都起了很大变化。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会是怎样的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剑桥中国史》的注释上说:“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象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奥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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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5   第 20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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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10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正负责清算汉奸工作的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改为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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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5   第 21 楼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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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180票中出现了40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预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致,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辞职”好戏草草收场,参会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虽然杜月笙当选议长至辞职不过几十分钟,在上海市政制史上,市参议会首任议长正规严谨的说法还是杜月笙。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又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
  
  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训话会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决心铁面办案,不徇私情,立信于人;他的心腹甚至建议将孔令侃就地正法,以起震撼全国之效果,蒋经国竟准备采纳!孔二小姐魂飞魄散,赶紧找到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大惊,迅速告知蒋介石。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下午,命令他终止行动,蒋经国发表了壮志未酬的告父老书后离开上海,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翻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缘”。抗战中,他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著名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
  
  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三次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旋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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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的结果,是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当时杜月笙能发挥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的工商、金融老板在大变局中都看着杜月笙如何抉择,头面人物杜先生都离沪而去,大家赶紧跟着逃离,上海一时掀起了资本外逃的风潮,如果杜月笙能归来,就能安定工商界人心;二是黑社会十万人员趁新旧交替大肆做恶,上海解放后几月内治安急剧恶化,而这些人最受杜月笙节制。
  
  为便于杜月笙归来,中共虽然对黑社会干将和肇事做案的成员严厉打击(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叶绰山即在龙华汪的遇难处公审后枪毙),并勒令凡参加过帮会者都必须到有关部门登记,但对黑社会“教父”杜月笙一直没有定性。黄金荣在被要求写“悔过书”时提到杜月笙,被打回要求重写;经人提示,黄金荣抹去了有关杜月笙的内容,悔过书始得通过,并在报上公开刊发。
  
  1950年,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一边向上海徒弟众传话,要求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管束,一边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喝早茶、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公开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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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金,供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竟已付不起!迁法遇阻,杜月笙伤心地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提这么一点要求,还要我15万美金。”
  
  晚年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她的红颜知己、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孟小冬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也是位传奇女性。
  
  孟小冬曾与梅兰芳相爱同居,1926年因此而发生一件爆炸性新闻:她的一个疯狂崇拜者、北平朝阳大学肄业生王维琛持枪闯入梅宅,声称梅兰芳夺其所爱,要求梅兰芳出钱十万“解决问题”;梅兰芳报警后大批警察赶来,惊慌之下,王维琛开枪打死了当时在梅宅的梅兰芳老友、北平绅士张汉举。
  
  此案轰动一时,社会舆论大加炒作,一时沸沸扬扬,种种绯闻,扑面而来。孟小冬不堪忍受,从此与梅兰芳分离。
  
  杜月笙一生酷爱京剧,1925年和孟小冬相识以来,他对孟小冬有很多敬重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只是一直没有夫妻名分。就在准备迁居法国,杜月笙另一太太、也是京剧名伶出身的姚玉兰计算出需要27张护照时,孟小冬对杜月笙幽幽一句:“我跟你去,是算女朋友还是算佣人?”杜月笙一楞,然后立即宣布和孟小冬举行婚礼。
  
  1950年的某一天,香港杜公馆内摆起十桌宴席,62岁的杜月笙强撑病体,和41岁的孟小冬完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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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7   第 2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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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发展,已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他的迷信也加剧了恶化程度。
  
  杜月笙年轻为黄金荣当小伙计时,一名和尚当街拉住他,要为他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远在黄金荣之上。当时黄金荣就在当面,杜月笙十分尴尬,痛斥和尚有眼不识泰山,尽是胡说八道。不想后来他真的成为“上海皇帝”,“业绩”让把黄老板远远抛在后面。
  
  黄金荣在黑道辈份高,名气大,但论真正的实力,和后来的杜月笙无法比拟。黄金荣60岁以后其实就淡出了江湖,而在他最盛的时候,势力其实也不出法租界。他一贯严禁子女单独出法租界,就是怕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会被仇家绑架。
  
  早年这次奇特的经历,使杜月笙对相面算命之类深信不疑;而且他知道现在如果测算结果不祥,术士们现在不会当面对他说,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全部崩溃,这催命符般的一纸命书被他贴肉而藏,去世后才被家人发现。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
  
  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赢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千,出嫁的拿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最后,他日日高烧,嘴唇成粉红色,舌头咖啡色。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国土”台湾汐止,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死后一年,即1952年,以陈毅、潘汉年为首的上海市新政权,依靠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民众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杜月笙和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从此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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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07   第 2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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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天地玄黄●●●
  
  
  如果象现在的媒体爱干的那样,评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选出三五个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和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政权更迭。
  
  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15年内连续发动的9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260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5000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8000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筹到了第一批款。这次起义,预算开支13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18.7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7.7万元,南洋华侨给了8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3万3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孙中山“论功不如黄兴、论才不如宋教仁、论德不如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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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10   第 2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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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513支,从西贡购枪116支,从香港购枪30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770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500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300把。
  
  人员投入上,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精选800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依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51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38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10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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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11   第 2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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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6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10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40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
  
  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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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11   第 2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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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使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极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留骸为73具,买了73具棺木;心疼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过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过程中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布标志(当时起义者均挂白布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便把该尸首拉到别处。
  
  73具遗骸变为72具,这就是后世所知的七十二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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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2007-08-23, 13:12   第 2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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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浩浩荡荡抬着灵柩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86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失败之后,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至此,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已有20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保卫政权根本指望不上;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36镇新军散步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14个镇和18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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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的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汉口宝善里14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5000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要求他把这5000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老大不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恼恨又恐惧,只好交出银子。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60余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商定机器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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