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做市长时的故事

[呜呼哀哉]

摘自：
http://www.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30308/class014800018/hwz899776.htm

（1）
杨浦区委书记顾灯曾向市政府抱怨：区级以下医院的工作责任在区，但连街道医院的危房翻建却要市里审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务在区，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里层层转批……

其结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两三年嘴皮，甚至更长。更令人沮丧的是，有时从区长到有关工作人员为一个建设项目忙碌一年半载，做好了各种准备，市里一个联络员只要说个不字，便竹篮打水一场空。

1988年，上海市终于向中央争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105个亿，其余的归自己。

朱镕基借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下放，并给了各区四句话，“核定收支，包干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汇区为例，核定的财政收入是2.1亿，交1.5亿，区里留6000万，超过部分二八分成，区里可以拿大头。

在这种政策激励下，各区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年，徐汇区财政收入超了2000万，按政策区里可以拿到1600万。

可这笔钱怎么花？张正奎不敢自作主张，就向朱市长请示。

朱镕基手一挥说，“这个我不管，但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许盖办公楼。

张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条政策：第一，给企业放权，免去一些财政任务，让企业喘口气，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第二，将钱用于基础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长了34%，稳定住了教师队伍。第三，投入城市养护。第四，把一部分钱给了急需用钱的街道办事处。

后来，朱镕基到徐汇区视察时听取了张正奎的有关汇报后说，“你们区里的钱比市里用得好，知道怎么花，刀刃在哪，我给市里一些部门的钱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因为采取了得力的财政和公共政策，当年上海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仍完成6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国民收入完成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8%。

（2）
上海的一位中高级干部回忆说，“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没被他训斥过的中层干部几乎没有几个。”

在一次会议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一下情况。那位领导可能是没有准备好，一时语塞。

“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朱镕基生气了。被训斥的干部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他一时的气话，战战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朱镕基厉声说道。

在众人吃惊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个局级干部的官员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受过朱镕基训斥的干部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新市长了解的情况比他们这些部门主管还要多，几个问题一问，如果没有好好准备，马脚就露出来了。

这让官员们对这位市长既佩服，又害怕。官员们起初不适应这种开会氛围。于是每逢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抢着往会议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问的几率就越大。

在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说：“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种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3）
1990年，上海一个叫“飘”的酒吧因为宰客被两名新加坡客人投诉到了物价局。两杯威士忌，两杯柠檬水，一盘哈密瓜，正常的价格25元，老板却收了他们755元，此外两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费。

物价局决定酒吧老板退还顾客800元，并对酒吧罚款2000元。此事后来作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上报给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这份材料，当即批示：“并告物价、工商、公安局，个体户和陪酒女郎的处罚太轻了，这样下去社会风气好不了，要罚就罚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几个部门商量怎么办。结果这个酒吧停业整顿30天，两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这番，几个部门依然不敢怠慢，又联合多家单位，制定了一个个体酒吧和餐厅的制度，将全市的酒吧和餐厅的老板组织起来，分批办了学习班。从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厅的宰客现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4）
朱镕基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下属官员：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他为自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批条子。数年中，从未有人见其破例(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及国家会计学院题词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时决定向公众敞开言路，市检察院及下属12个区、10个县建立控告、检举贪污、受贿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过电话、信函、口述等方式检举官员，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控告检举失实的，言者无罪。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礼，以权谋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们决心对腐败现象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

全场热烈鼓掌。

【世风日下，深深怀念我们的朱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