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的自杀式高考，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牵牛大战哥斯拉]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这是河南南阳一位叫蒋多多的19岁女生高考时，写在考卷上的“抗议”之辞。除此之外，她还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故意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用双色笔作答。她这样做的目的，竟是希望各科成绩为零，以引起社会对高考甚至教育制度弊端的重视。

看得出，蒋多多对待教育是颇有些识见的。当她试图把积闷通过高考试卷发泄出来之时，她办到了。蒋多多的“抗议”，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挑战”的是高考和教育制度，代价是牺牲个人前途，颇有些舍生取义的悲壮色彩。

　　这无疑是一个社会和制度的悲剧。但在很多人眼里这却成了一个笑话。“她所写的高考制度弊端纯属 无稽之谈”，这是班主任对蒋多多行为的定性，并且很恰当地给她安上了一个“上课总是心不在焉，成天不学习”的罪名。同学们都认为她这样做“很傻”，教育心理研究专家则认为“她的心理不健康”。就连一向以扶助弱者为己任的时评家们，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做了一次孩子气的‘撒娇’。或许是为她不好的学习成绩找到一个掩饰的借口”。

　　就这样，本应震撼我们心灵的蒋多多，被我们消解和分析成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心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撞击，反而获得了一丝身为看客的愉悦。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和不公正，已经被太多人以理性而克制的方式质疑过、抨击过，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感性而冲动地把它写到自己的高考考卷上。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后者都理当比前者更有冲击力，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前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后者却被视为笑话——口头上我们都是勇将，行动上我们都是逃兵。

　　当然不是说都要向蒋多多学习，用自己的前途来和高考制度做“必输博弈”。但是，当有人做出了我们敢说却不敢做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至少应该表达内心的尊重？其实蒋多多期待的也只是引起社会重视，而不是奢望大家都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前赴后继下去。

　　显然，“蒋多多笑话”之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生成，重要的不是其行为离经叛道，而在于其结果是堂吉诃德式的“大战风车”。在大多数人看来，蒋多多的举动只能葬送自己的前途，而不会在制度上产生任何改变。大家都已经安于现状，顶多在嘴皮子上发发牢骚，竟然有一个人以为在考卷上发泄不满就能触动制度，怎能不是笑话呢？

　　明知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但是大家早已习惯与之和平共处，当有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不公时，人们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不该作为反证制度合理性的证据，而只能证明改善制度无望给人们造成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习得性无助”缘自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做的一项经典实验：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在笼子里无处可逃。多次实验后，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蜂音器响了，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卧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深陷“习得性无助”困境里的中国学生和学生家长们，已经无奈地坚信高考弊端的阶段性不可更改。此时，“不自量力”的蒋多多站起来挑战制度的“电击”，似乎就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愿意将她永久的定义为一个笑话吗？大家都来说说。